近些年，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国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书院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随着几位大师（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等）的先后离世，人们对新的大师的出现又充满着期待。在唐朝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绝大多数大师与书院有着密切关系，如朱熹、张栻、陆九渊、王阳明等。这样，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想：书院能否培养出大师？

首先我要说，书院与大师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些指望书院造就大师的想法可能是徒劳的。为什么？第一，在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情形是，大师是书院的创办者或修复者，是被邀请到书院的讲学布道者。也就是说，大师不是从书院走出来的，而是从外边走进书院的。朱熹是1178年来到白鹿洞书院，此时他已48岁，已经是大师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工作是修复书院，制定学规，招收门徒。陆象山是1186年来到象山（今龙虎山），是年47岁。学生彭氏为他建造书院，主要用于讲学。钱穆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此时钱先生早已成大师。因此，从这几位大师与书院的关系看，书院的确与大师的产生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二，大师的成长应该是多种要素因缘和合之果。历数公认的大师，我们不得不说，大师的成长是诸多基本要素综合而成的结果。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钱穆、钱钟书等应该是公认的大师。只要稍加考察、研究一下这些大师的生平，就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就在于他们具备了相关的条件。用我的话讲，就是具备了主观、客观两方面要素。主观方面包括先天素质、后天努力等，客观方面则包括环境、时势、机遇、伯乐等。先天素质是根本性的，缺了某些先天素质，一个人再努力也成不了大师。这就是孔子讲的“生而知之者”。某些外在机遇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时势，所谓“时势造英雄”，像清初“三杰”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成就，与那个时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疑，这里讲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与书院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大师的成长与书院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大师的标准应该是“学高”。所谓“学高”就是他学问达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只有通过他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来。一个人再能讲，讲的都是别人的或者没有什么深度的东西，是永远成不了大师的。比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都写成于西南联大时期，都不是讲出来的，但这些著作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学高”，他们也自然属大师之列。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大师及其成就，而这些成就与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其自然引申的结论便是：书院与大师的成长没有必然的关系。

虽然我说大师的产出与书院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对书院在大师产出过程中可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却是充满期待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教育背景下。根据我粗浅的了解，书院对于大师成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讲会制度。所谓讲会制度是指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它是书院中的基本学术制度。它的主要功能是论证、阐发各自学派的学术思想，论辩不同学派观点的真伪异同，交流各学派学术研究的心得，评议时政得失等。可以想见，学者们通过会讲可以展开交流、实现碰撞，从而在心灵和思想上得到营养与提升。所以，这种极具包容性，民主活泼的讲会制度，是有助于活跃学术风气，发展学术思想的。考之中外大师成长的历史，学术专制环境下而成为大师的几无一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讲会制度对于大师的成长的确是有帮助的。二是自由争辩制度。考之历代书院，自由争辩是其核心精神，无论是书院学规，还是实际的讨论，“自由”是贯穿其中的。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书院的辩论，至今读来仍然栩栩如生。那种毫无顾忌，那种认真执着，那种自由发挥，让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都得到升华。《易》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如果没有万物的相互激荡，哪里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没有学者间的自由争鸣，哪里有杰出的学术成果问世？那种让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那种永远被翻阅和诠释的文本，那种历久弥新的学术思想，只有产生于没有任何约束的争鸣中。书院崇尚自由争辩，并将其确定为制度，对于大师的成长而言，当然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三是门户开放制度。书院不是封闭的，它对待书院以外的思想、学术、观点、主张的态度永远是关注、理解、吸取的，它对书院以外的人才是接纳和尊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新亚书院之所以能够吸引无数大师并因此声名远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宽广的胸襟、博大的气概。《道德经》说：“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在其能下之。”如果江海拒绝千流百川，它能成为百谷王吗？大师是学者之王，一个人如果不能宽容他人观点，不能积极吸收他人思想，不要说成为大师，怕不用多长时间，自己便干枯了。因此，书院的门户开放制度的确也是有利于大师成长的。四是独立钻研精神。书院所提倡的独立钻研精神体现在读书、思考、为人等多个方面。读书要自己体会，反对鹦鹉学舌；思考要自己动脑，反对依附他人；为人要有人格，反对趋炎附势。可以说，书院对学者的魅力之一，就是它崇尚独立精神，而独立精神是学者取得成就的最基本前提之一。王国维曾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一位学者所从事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如果是被动的或被某种利益所驱使的，那他是不可能收获真正的学术成就的。因此，书院所崇尚并贯彻的独立钻研精神，无疑也是有助于大师成长的。

不过，就今观之，这里所罗列的有助于大师成长的书院制度，大多也被现代学术组织或大学所吸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书院如果想在培养大师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也许只有继承并发扬书院制度中有益于学术发达的优良传统，同时根据现代教育的发展状况对自身进行完善了。

《文汇报》2009年11月2日，《新华月报》2009年12月号转摘。注：《文汇报》文个别观点与本文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