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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儒家得到推崇，道家被边缘化，是一种遗憾。但是，在中国政治历史中，道家哲学也在指导政治实践上发挥过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一度盛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在西汉之初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杂糅了法家与儒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在哲学境界上与老子思想相比有一定距离，但其特征是以道论法、以道论儒，成为统治者治国遵循的依据。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警醒汉高祖，其著作《新语》充分接受了道家哲学而成为理论奠基，后来的文帝、景帝、窦太后、齐王刘肥以及萧何、曹参等元老重臣均在实践中奉行黄老之术。“文景之治”使大汉王朝的发展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等，均是发扬道家哲学、对汉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名著。唐朝是儒、道、释融会的关键朝代，但总体上是“以道升儒”的时代，比如隋人王通的八十卷《王氏六经》对道家哲学心领神会，并与之一脉相通。贞观之治，黄老思想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施政理念中的重要构成。诚如陈鼓应、白奚所指出：“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文景之治，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就是‘以道莅天下’的典范，从而才能为千古所称道。”
历史上的中国政治舞台，儒家长期占据“明指导思想”的地位，至少在客观上主要是为帝王统治提供道统的合法性依据，同时对官僚、士大夫阶层提供伦理约束、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对于历史上中国政治发挥实际作用的，主要是法家思想。不仅历代皆行秦政制，而且法、术、势一套理论在官场上相当通行，所谓“儒表法里”，构成中国政治历史的诡吊奇观。但是，综览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道与佛也并非空架子，并非完全在乡野民间徘徊，也都曾经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影响过中国政治，有机会在庙堂之上设坛鼓噪、香火缭绕。这里，只想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看长期被边缘化的道家哲学，其一旦用于指导政治实践，便可以发挥相对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一度盛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是道家与法家有些牵强的结合，而且主要是以道论法，为了适应当时列国变法图强的需要，借用道家理论来论证法家主张。但是，到了西汉之初，黄老之学发生了深刻变化。秦始皇统一之后的暴力统治、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使秦至二世而亡。接受秦朝的教训，是西汉统治者的一种比较自觉的意识。早在汉高祖时，就已经基本上做出了比较明智的统治方式及政治价值取向的选择。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一重要事件，说明汉朝统治者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在思想理念和统治方式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型”。陆贾的思想是很深刻的：高祖皇帝以及“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文臣武将统治集团，如今已经执政，必须要转型了，否则，就会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沉溺于因“马上得天下”而自得的高帝，竟然“有惭色”，进而命陆贾完成新政权的理论建设。在陆贾不乏新思想理念的《新语》中，道家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无为》一节中强调：
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
陆贾的《新语》绝非泛论诗书，而是充分接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并且有所发挥。黄老之学在陆贾那里，已经是道家为主，参揉法家和儒家，但对儒法均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自陆贾理论奠基始，萧何、曹参等元老重臣均在实践中奉行黄老之术。萧何以清静无为的指导思想主持朝政。刘邦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曹参为相国（惠帝时改为丞相）。齐国规模很大，百废待兴，曹参曾召集数百名精英征询意见，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以厚礼聘请精研黄老之学的胶西盖公，请教治理方略，盖公告之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想主张。曹参治理齐国9年，出现了一番井然有序、安定和睦的景象。曹参接任萧何任汉朝相国之后，大政方针不变，两人均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相。据史书记载：“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文帝、景帝、窦太后都坚持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文帝刘恒，还从自己生活上身体力行道家“去甚，去奢，去泰”
历史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有人说文景之治施的是“仁政”，这很不确切。应当说，是“道政”。如前所述，黄老之学杂糅了法家与儒家的某些思想成分，但其特征是以道论法、以道论儒。在西汉前期达到鼎盛的黄老之学，与在战国中后期成为显学的黄老之学相比，最重要的变化就在于，前者更加直接地从本质上继承发展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这一点，从具有对于文景之治进行理论总结意义的《淮南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大约成书于景、武之际的《淮南子》，由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而成，是道家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座理论高峰。《淮南子叙目》作者高诱这样评价《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淮南子》力求从形而上的高度去延伸和发展老子道家哲学，尤其是对“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和阐发。比如，《修务训》中批评对“无为”的误解：“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原道训》明确提出：“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而在《道应训》中，则直接阐发老子政治思想：
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雠也。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故者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意思是说：周成王向太史佚请教为政之道说：“我该以怎样的德行，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尹佚回答：“用民要适合时宜，恭敬地对待他们并顺从民意。”成王问：“怎样才算做到这些呢？”尹佚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成王说：“做个君王，可怕啊！”尹佚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待百姓就赢得百姓的拥戴；不善待百姓只能招致百姓的敌对。历史上夏商臣民起来反抗桀纣而臣服于汤武；宿沙民众自发起来攻打宿沙君王而归顺神农，这些历史事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怎么能不害怕这民众的力量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人们所畏惧的，不可不畏惧”。
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对曰：“其为政也，以苛为察，以切为明，以刻下为忠，以计多为功。譬之犹廓革者也，廓之，大则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意思是说：当年赵文子问叔向：“晋家的六将军，谁会首先灭亡？”叔向回答：“中行氏和知氏。”文子问：“为什么？”叔向答道：“他们为政，以严苛为明察，以严控为英明，以对下的苛刻为忠君，以计谋多当作功绩。这就像撑皮革，使劲地撑扩，大是大了，而皮革就是这样破裂的。”所以老子说：“政治宽容，民众就淳厚；政治严苛，民众就不满不服。”
《淮南子》是统治阶级内部组织调动知识界、思想界对汉初大政方针和政治理念进行总结的产物，说明道家哲学新的表现形式的黄老之学是西汉前期的主导思想体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著名篇《论六家要旨》，其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冯友兰先生指出：“大历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在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所达到的总体发展水平，只有唐朝的贞观之治可以与之媲美。然而，以贞观之治为主要代表的大唐的一度兴旺发达，也是道家思想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一定实际作用而取得的成果。
唐朝是儒、道、释融汇的关键朝代。谈到唐朝的思想影响，不能忽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隋人王通。王通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的伯祖父，在隋唐之际，或者说在佛学初步走向昌盛的社会环境中，他是一位非常受推崇、颇有思想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王通自幼苦读，以聪颖博学而著名，官场失意后“退而求诸野”，著述教学，用了9年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共八十卷，影响巨大，一时弟子多达千余人，弟子中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中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都在唐初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史称王通振兴儒学，他也获得了“王孔子”或“文中子”的盛誉。王通的儒学，明确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而且有意识地为儒、道、佛的结合提供思想纽带；同时他以“道”的主宰取代“天”的主宰，提出“穷理尽性”和“主静”的修养方法，为后世理学的建立做出颇有影响的思想铺垫。但通观王通的学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儒学，依然以道家思想为基调。
王通那些已经满腹经纶的弟子十分敬重他为弘扬儒学所做的贡献，将其授课内容汇编成《中说》一书，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虽然其是否符合王通原意受到质疑，但正如宋朝大儒朱熹所评论的，其主要思想内容不会假得许多。故而《中说》基本上是王通的思想集成，应该可信。我们仅只列出其中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名言。
“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
叔恬曰：“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
“君子之学进于道，小人之学进于利。”
“不就利，不违害，不强交，不苟绝，惟有道者能之。”
“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则止；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
“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
“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
“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繁师玄曰：“敢问稽古之利。”子曰：“执古以御今之有乎？”
“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学矣乎？”
“恭则物服，悫则有成，平则物化。”
“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
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王通对于老子道家哲学的心领神会及与其一脉相通是显而易见的。颇具道家特色的王通式儒学，通过其弟子、同道、友人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初统治集团的影响是深刻广泛的。据唐代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九年（635），太宗总结治国经验时说：“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唐太宗的思考体现了对黄老清静无为思想的体悟。而同样根据《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的这样的认知，与魏征等人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并重已成趋势，受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影响，儒学以显学地位而占据主流，成为唐朝统治者主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在中国儒家与道家关系史上：有时，是“以儒降道”；有时，是“以道升儒”。唐朝时期，尤其是贞观之治，儒道合流、儒学兴盛的现象中，实际上是“以道升儒”的时期。道家、道教、道学——三者既有联系而又完全不同。道学家上接道家、下连道教。其中有人对儒道关系的看法颇有见地。比如东晋时期的葛洪在《抱朴子》中云：“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也。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又比如宋代道学家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又说“唐，汉之弟也”。
唐朝的道教，不乏道学家在接受道家哲学前提下的发挥。这里可以参照一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卫东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的《黄老思想与唐代刺史的施政理念》一文的介绍：刺史是唐代地方吏治的主体，而道家黄老思想，在包括刺史在内的唐代统治阶层中颇为流行。高祖、太宗、玄宗、肃宗、宪宗、宣宗等帝王，李泌、刘晏等重臣，颜真卿、韩愈、元稹等名人皆信奉道教。该文在介绍白居易、柳宗元等明确主张地方行政奉行黄老之术之后，进一步列举道：陈元光为漳州刺史，表示要“持清净以临民”；许圉师为相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李瑰为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为士庶所怀”；宇文士及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冯昭为邢州刺史，政绩突出，朝廷表彰他“忠于事君，简以临下”；张文琮为亳州刺史，“为政清简，百姓安之”；李怀远历冀州刺史、同州刺史，“在职以清简称”；源乾曜为京兆尹，“政存宽简，不严而理”；高适“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崔瓘为澧州刺史，“下车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曲环为许州刺史、陈许等州节度观察，“勤身恭俭，赋税均平，政令宽简，不三二岁，襁负而归者相属，训农理戎，兵食皆丰羡”；关播为滁州刺史，“为政清净简惠，既无盗贼，人甚安之”；严绶为太原尹、河东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处置等，“在镇九年，以宽惠为政，士马蕃息，境内称治”；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为政弘易，不尚皦察”；崔郾为陕州观察使、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李康为江州刺史，“讲黄老言，其余枝叶节目，委于有司而不领”；李少康为常州刺史，“比及下车，无为而治”；独孤及为常州刺史，“公又谓安人之道，清而静之则定……唯公体黄老之清净，包大雅之明哲，尊贤容众”；殷日用为衢州刺史，“简易契于黄老”；李巽为洪州刺史，“宽仁清净，正德利用，以黄韩笃厚之化，易吴楚禁轻之俗”；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张先生令人信服地证明：黄老思想是唐朝地方官员施政理念中的重要构成。
大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而且持续时间近300年。唐朝在外交中，也充分体现了老子“大国宜为下”的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梁启超将“儒家哲学”说成“儒家道术”是有道理的。若统观中国哲学史，道家主要讲天道，儒家主要讲人道，佛家主要讲心道。在儒家那里，“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谓道也”
近代以来，魏源、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思想先驱从道家哲学中获取丰富的启发，国外的海德格尔、汤川秀树、李约瑟、马丁·布伯、尼采、卡普拉、普里高津等思想家、科学家对道家哲学给予极高的评价。道家哲学就像一株古老的常青树，不仅根深蒂固、长盛不衰，而且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愈益枝繁叶茂，青春焕发。诚然，由于种种原因（毋庸讳言，其中也包括道家自身过于高玄、语言过于简约等），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总体来看，道家虽不是主干，却是根基。仅仅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道家思想终究是中国思想资源中的奇珍异宝，需要我们认真地珍惜、发掘和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