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508573意思是：自古善于遵循道的人，不使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去教化人民，而是让人民保持纯朴自然。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乃是他们被过多地灌输意识的东西。所以用过多的意识的东西治国是国家的灾难；反之才是国家的福祉。知道这两条是一种基本原则，经常保持对此基本原则的认同，就是玄德。玄德深刻远达，是从被异化的事物返璞归真，然后达到顺应道法自然的境界。

很多人对老子这段话的理解存在错误，“反其道而解之”。有人认为老子是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服务。也有人认为老子这段话反映了他保守、落后的政治思想：反对文化知识的传播，反对教育，是一种反对社会进步的“愚民政策”。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以上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对老子许多其他提法存在严重的误读、误解一样，对其思想学说的理解必须走出文字解读误区。这里的关键字两个：“智”与“愚”。

老子所说的“智”，绝不是指科学理性、文化知识、创造智慧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智”。在老子时代，他所面对的、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尤其是统治者用来“治民”的精神领域的所有手段与工具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必须弄清，弄清了才能真正理解老子所说的“智”。

生于陈而仕于周的老子，推出五千言的《老子》（《道德经》）应在春秋之末，或战国之初。可以说，老子的观察与思考，以至思想的成型和观点的提出，均在乱世。经过春秋争霸与兼并，所剩十几个诸侯国变本加厉地攻伐、吞并、争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恒、文之君，必奉礼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1508574可见孔夫子后来顶礼膜拜的周礼，以及天下大义等，也是颇受诟病的。礼崩乐坏，纲溃常乱，可是统治者依然在形式上时刻不忘宣称并向人民灌输种种纲常礼教。老子是向当时中华大地整个精神王国发出诘难的思想家，他痛恨并蔑视华而不实、薄而失重、价值缺失、真诚荡然无存的精神状况，大声疾呼“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第三八章）。在某种意义上，老子是历史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第一人。

在老子所处的时代，所谓的“智”是什么呢？是中华先民创造早期文明的严重异化。关键在于，最核心的异化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如果《史记》等历史典籍所记载的远古时期、中华早期文明是可信的，远古大同的良辰美景并非虚妄。公共权力的出现，是大同社会中十分精美、令人赞叹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千年中华民族亘古悠悠地赞美和崇敬尧舜，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公共权力在大禹之后走向反面，夏桀、商纣、周昭、周幽……强横暴虐，聚敛剥夺，争权夺势，骄奢淫逸。

封国之间战争不仅频繁，而且不断升级。封国内部经常陷入混乱，土地兼并与政权争夺愈演愈烈。周王朝所分封的170多个诸侯国，在春秋末期变成七个大国，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政治事件，早已丧失了组织管理功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些大大小小的，在位时间或长或短的君主们以及政客们，总之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并进行五花八门演出的人们，所发挥展示的知识、才能、策略、技巧、计谋、手段……早已丧失了值得继承、普及、传播、发扬的科学文化价值。当时，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如果为老子的时代编撰一部知识大典，或百科全书，又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呢？一切围绕夺取政权、推翻政权、维护政权、以权谋利展开，又有多少“学问”是围绕着百姓生活、人民福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展开的呢？这就是老子面对的“知识”，这就是老子看到的“智慧”！

另外，就在上层围绕权力而展开种种尔虞我诈、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斗争同时，人民群众在受到种种纷扰、压迫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淳朴善良的本性，依然用辛勤的劳作和生存智慧坚守着伟大的创造，使生产力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正是看到人民群众淳朴中的强健、厚重中的实在，老子才坚决反对用那些所谓的“知识”“学问”“智慧”等，反对用那些所谓的纲常礼教去对人民群众进行教化。在老子看来，那些都是华而不实的，是浅薄虚妄的，实际上只能导致真正的愚昧。

我们这样理解老子，是因为老子在本质上反对愚昧。老子说得很清楚：“夫礼者，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八章）意思是：所谓的礼，是诚信匮乏的产物，是祸乱的缘由；所谓的先见，是道的虚华，是愚昧的肇始。所以大丈夫应当选择厚重、反对轻薄；应当实实在在、反对虚饰浮华。于是应当抛弃所谓的仁义礼智那一套，而坚持敦厚淳朴。——很明显，老子有自己独到的“愚智观”，而老子的愚智观不仅是极为深刻的，而且也是颇具预见性的，甚至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只要我们读懂了老子的本意，就不难理解，在老子那里，将实质的智慧和虚假的智慧、表面的愚昧和真正的愚昧进行了划分。这样的划分，实在是有着深刻的意义。有了这样的划分，就有利于指导人们对人类的智慧进行必要的审视和价值判断。智慧和愚昧，与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的价值准则是一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于包括智慧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审视都要归结到“一”，不能另搞一套，不能“双重标准”，不能打着追求智慧、反对愚蠢的旗号去做违背天道的事。真正的智慧，一定是符合真善美终极价值检验的，一定是孕育于广大人民的劳作中的，一定是实实在在地从事物质或精神活动的人创造的，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福祉与安详的。而真正的智慧，必定符合事物的基本规律（大道）与核心价值（玄德），因而从根本上是质朴、淳朴、厚重、实在的。一切违背天道的所谓智慧，一切破坏和谐的所谓“文明成果”，一切只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教化、意识形态，无论怎样被捧得尊贵圆满、被吹得辉煌灿烂，也是虚幻的，而且越是矫饰、浮夸、强制教化推行，越是走向严重的文明异化，越可能导致真正的愚昧与祸患。于是在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的基础上，有人提出“大智若愚”，颇解老子真意。再加上一条“大愚若智”，也同样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