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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通观老子《道德经》的全文并领会其思想韵致，如果不能贯通把握“为无为”“道法自然”天道思想的深刻内涵，老子的“小国寡民”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块靶子。人们有太多的理由迎头痛批，批它是乌托邦，是封闭、保守、倒退的主张。
老子有那么蠢吗？愚蠢到反进步、反文明、反交流、反开放的地步，而且反得既明确，又全面，言之凿凿，毫不掩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章）
“小国寡民”——反对集中、统一，反对城镇化以至城市文明。“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反对工具器械，反对科学技术，甚至反对发明创造。“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都不用，还要做什么？明显反对交通发展和社会交往与流动。“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反对数学和计算、计量、筹策，主张回到结绳记事之时，故而反智。“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回到封闭、隔绝的状态，反对互通有无、横向联系、文化交融……如果按照老子的主张，哪里还有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现代交通通信，哪里还有市场流通、经济繁荣、全球化……？
如此说来，批判老子似乎真的有理由，甚至有理由将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封闭、保守精神的总代表、总根源。但是，这是严重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批判，是对老子思想原意的严重误读。第一，我们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老子的意思，而必须捕捉探求老子思想内涵和核心主张。第二，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两千多年前思想主张的“进步”或“倒退”。第三，我们不能脱离哲学层面，而仅仅从社会、政治层面来理解老子，尽管道家哲学包括政治哲学、论述政治与社会问题，但其思想理念牢牢立足于哲学。第四，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历史状态来理解老子。否则，无非是延续印证了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之”的苦涩预言，并且泯灭了道家哲学政治思想的熠熠之光。诚如刘笑敢先生指出：“如果我们将老子的态度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联系起来看，问题就没有这样简单。老子着眼的主要不是个人的德性和选择，而是有着社会整体的观照和考虑。”
什伯之器、舟舆、甲兵等，应当都是人类的器物成果，是人类运用智慧、发展技术、创造工具的结晶，无疑是进步的标志。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八章），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一切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工具和物质成就，都可能造成异化，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祸患。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甚至往往是在表面的、短暂的“进步”当中，蕴含着内在的、长期的危害。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思想史上，能够从事物的“另一面”来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其实，科学技术、器物工具，无论是其积极的作用还是异化的、消极的危害，都直到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才得以充分展示，道家哲学以它独特的视角，以它充分尊重道法自然的哲学本体论哲学思维，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的声音，实在是难能可贵。只要我们坚持准确地把握道家哲学最基本的思维立场，理解其最本质的哲学理念，就一定会认识到，以所谓“保守没落”“复古倒退”来注解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构想以及他反对“什伯之器”的言论，是肤浅而不得要领的（参见本书关于反异化的章节）。
正是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思和批判西方科技文明的哲学家屡见不鲜，后现代哲学在解构主义之后兴起的建构主义，在这方面的声音显得更加尖锐。这里仅举出西方哲学中的一例，比如卢梭在其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就说过：“我们大多的痛苦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的，有规律的和孤单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痛苦几乎可以避免。”这样的声音，和老子“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不是遥相呼应的吗？其实，愈是新近的现代，这种反思愈是显现出其对于人类命运的重要。人类需要从整体上反思自己的道路。老子和卢梭的思考，都给我们以不可忽视的警示与启发。
至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显然仍然是出于对自然本真的向往。对此，批评者认为是一种复古倒退的主张，但明显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老子在这里，忽略了邻国之间的互相往来，以至非邻国之间的交流，无论是民众的迁徙还是商业的流通，本身也是“自然”，也是社会自组织机制作用的发挥。交往就会有矛盾冲突，但是对于生产和文化发展来讲，互动交流造成的交融互补、互通有无，以及互相促进，是积极进步的。一切人为因素之外、之上，自然而然、自而然之的作用关系是无可否认、不可阻挡的。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具体主张之上，应当统观《道德经》第八○章，联系老子一贯的基本理念，我们应当看到其中内含的关于社会自治、民众自治的思想主张。“小国寡民”的追求，实际上包括了对地域性治理积极作用的充分认可。这一点，与后来，尤其是董仲舒所张扬的“大一统”主张是截然相反的。这里我们所发现并且非常需要肯定的，是老子反对人为地扩充权力统驭的范围，反对人为地构制大而全、大一统，不讲差异区别，抹杀地域独立性、民众自治性的思想观念。而审视整个中国通史，这又是弥足珍贵的深刻见解。
如果说老子的论述的确容易招致人们的批评，那么被称为黄老道家巨著之一的《管子》中一段相关论述，讲得就比较全面：“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这正是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七章）的衍生与延伸。老子对从天地万物到社会民众、自然秩序，自发调整、自行治理的能力是充分信任的，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七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一章）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五章）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一七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三二章）
在并不算长的五千言《道德经》当中，自然、自化、自正、自宾、自均、自富、自朴……多次出现的“自”字及由其所组合成的词，始终在伸张着一个道理：从天地万物到大千社会，其发生、发展、运行归根结底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设计和创造的，而是在自行运作之中内在地、自发地、自然地实现的。人类虽然具有创造、改变、生产、统驭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本身也是自然运行而产生的，但是人类一切能力归根结底是自然功能的结晶，不可能也不应当取代、忽视、虐待母系统，而必须在与母系统保持和谐一致的前提下才会始终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将导致异化，将导致人类给自己带来祸患。创造孕育了人类的宇宙自然并不会亲手毁灭人类，但人类自己在逆天违道中可能自取灭亡。人类社会运行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复杂和神秘的程度非人类智力可以完全把握掌控，因而任何人间力量不可宣称宰制与严控，而应当充分地尊重、信任、依赖自然而然的大道运行。社会运行和民众社会生活中自发自然的力量，蕴含着动力与进步的功能机制，蕴含着调控与稳定的功能机制，蕴含着淘汰与选择的功能机制，蕴含着校正与协调的功能机制。因此，从长远来看，从哲学上最基本的本体论思想出发，人类社会的政治力量，一定要给地方自治、民众自治、社团自治等留下空间。
只要了解古今中外社会制度演进的历史就会看到，道家哲学这样一种政治思想，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脚步验证，因而在追求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实践中、在追求政治文明的先进思想体系中，自治问题占有重要地位。
老子所描绘并向往的社会，的确是一种“倒退”，但并非向非文明的野蛮的倒退，反而是向人类的“原发”状态——本来的生活意义，或本质的生活的返回。“反者道之动”，并非向自然经济的倒退，而是向自然而然的天然繁衍的“配天古之极”（《老子》第六八章）状态的复归。“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一六章）在老子看来，人世间的生活，应当与天道所昭示的“恒”“常”相一致。人的生存状态，应当与人的本质存在相一致，人的本质存在应当与天下万物的本质存在相一致。道家哲学，是一种本体论贯通的哲学，从不承认人的本质是特殊于本体的“本质”，人的特质不是本质。
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也有一种“大趋势”，对这种“势”的遵循也是一种大化之流。但是，人类社会并非完全是自然演化的，往往是加入了人为因素的，而且人为因素越来越多。无论是那些设计者、组织者、掌权者，还是科学家、教育家、金融家，都在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影响社会变迁。有时，还会遇到极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以不同方式扭转历史。而越是人为的、主观的因素发挥巨大的作用，越是容易出现异化。庞大的帝国是组织的异化，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是宗教的异化，极权专制是权力的异化，等等。人类越是发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自己，越是难以避免地陷入异化。比如劳动异化、科学异化、资源异化、环境异化、城市异化、金钱异化……
老子所处的时代，列国纷争，当时中国版图上周朝已经开始在事实上分崩离析。与远古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时代相比较，国家、政权、战争等，究竟是造福于民还是遗患于民？今天的历史学家，即使回到老子所处时代背景之中，恐怕也很难做出确定的回答。西方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今日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社会、历史基本单位带来的误区；由于现代民族国家是19世纪才普遍形成的，在此之前，国家的意义完全不同。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一种限制，导致社会人文研究远离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