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养生之道兴盛，其势波澜壮阔。笔者看过一篇报道说，每天各种媒体健康养生的信息有上千条，不过内容参差不齐。近读《格言联璧》，对其中一段古训颇有所得。云：“士大夫当为天下养身，不当为天下惜身。省嗜欲，减思虑，戒忿怒，节饮食，此养身也。规利害，避劳怨，营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养身者，啬而大；惜身者，膻而细。”最后这两句是概括，意思是养身者节俭而大度；惜身者庸俗而琐碎。

我的所得在于：养身为道，惜身为术。养身与惜身的区别，是道与术的区别。

一般理解，术应当是道的细化，道需要术的具体操作和落实。但这样一种过于理论化的理解不仅迂腐而且含混。道与术毕竟不同，术依道，或在得道、循道的前提下讲究术，二者或有统一的可能；但道与术从思维到实践往往是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弃术而依道。遗憾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认为术现实，好操作，更重要的是对满足私欲有实际和快速的效果；而道太虚缈、太深奥，更重要的是离自己私利距离太远，甚至是对私欲的限制，于是就弃道而求术，为了术而离经叛道。

比如前面关于养身与惜身的古训，提到惜身“规利害，避劳怨，营窟宅，守妻子”，这些的确容易实现实利、近利，又不怎么费力、费时。可是总体上来说，令人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蝇营狗苟，显然与真正的养生之道背道而驰。笔者总结的追求健康的四句话，与这惜身之术完全不同，倒是颇有得道领道的意味：“不怕苦，不怕累；又能吃，又能睡；既能伸，且能退；似没心，像没肺。”

本节从养生之道谈起，涉及养身与惜身的区别，尝试探讨道与术的关系。而实际上，从古至今，从宇宙万物到社会人生，大道运行，方术纵横，道与术的关系问题搞搞清楚，意义极其重要、深远。

万事万物只要构成系统，就有一套运行机制。在其运行中，就可以逐渐实现从混沌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甚至包括一些事物从无到有。也就是说，系统运行体现出方向性、“目的性”。而这种方向性、“目的性”，并非由人的意识决定，并非人为设计，而是系统自运行、自组织、自选择、自创生、自发展。这样的系统“功能”或规律，就是道。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可是中国自古以来，“术”的文化源远流长。许多人认为法家“正宗”地承继道家，这是对历史的谬误之见。诸子百家对道家都有承继，只是着重点不同而已。早期法家的确吸取了道家一些精华，但后来更多的是扭曲。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究法、术、势。其中的“术”，逐渐演变为权术、法术、方术、心术。尤其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权力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纵横捭阖、阴险狡诈的争斗。治国之道往往被奸诈的权术充斥；用人之道往往被驭人、整人之术取代；处世之道往往被诡谲的心术扭曲。道，主张守雌，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术，不是水，而是风，是唯恐万物和谐宁静的狂风，是破坏人间温暖的冷风，是令人防不胜防的阴风。道，追求“夫唯不争，故无尤”；术，导致“树欲静而风不止”，无孔不入地为权势而明争暗斗，为私利而巧取豪夺。任何人对术的追求和运用，一定会陷入危机，陷入纷争的漩涡，给其自身以及周围的人带来祸患。对于这一点，汉高祖的谋臣张良就看得很清楚。他虽然功高劳著，自己却总结说：“我这个人狡黠多谋，这与道家倡导的无为思想不相符合。……我的后代看来算是不行了，因为我一生中作孽不少。”果然，其曾孙被抄家。

道与术是如此泾渭分明的吗？是的，正因为术，必须绞尽脑汁，所以其“主观人为”的特点极为突出，与道家“无为，无不为”正好相反，只能是“无不为，无为”。术，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客观规律的支撑，没有道法自然的依据，是工于心计的产物。而且从历史和现实来看，道与术往往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分道扬镳的。韩非不愧为一代英才贤相，但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对历史的总结过于主观，因而给自己和秦国带来的祸患着实不浅。且看这位对“术”论述最多的法家人物如何讲“术”。在《内储说上七术》中，韩非提出“主之所用也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也就是从多方面对臣子进行考察；二曰必罚明威，即必须以惩罚来实现君主的权威；三曰信赏尽能，即对尽职尽能的臣下要给予奖赏；四曰一听责下，即听取臣子的意见并监督他们；五曰疑诏诡使，就是说发出令人猜疑困惑的诏令，诡诈地遣使臣子；六曰挟知而问，就是说本来已经知道了，却佯装不知而问臣子；七曰倒言反事，就是说言不由衷地说反话、做与本来应该做的事相反的事，以此来考验臣子。

其实，韩非在这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有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和统治。打开一部二十四史，可以看到许多君主对大臣就是这样做的，扑朔迷离，朝令夕改，忽左忽右，神秘莫测，让文臣武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雾中，如履薄冰，惴惴不安。伴君不仅如伴虎，而且如伴狐、伴蛇、伴鬼。这些算什么“帝王之道”？充其量不过是御人之术。一些相对英明的君主，在其还算英明的阶段里，靠的绝不是这些雕虫小技。比如汉高祖之用张良、萧何、韩信，比如唐太宗之用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珐，比如成吉思汗之用耶律楚材，等等。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的馊主意，不仅韩非本人死于非命，而且秦朝后期奸臣当道，祸国殃民。用人之道，既然为道，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道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替天行道的成分多一分，即皇权在总体为私性的前提下其“公共性”多体现一分，权力机制便可能优化一分。其二，是遵循尊臣爱民之道，即君主本身的意志少一分，而臣民智慧多发挥一分；君主“无为”一分，则臣民“无不为”一分。

历史证明：有利于君主的权位，并不等于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两者往往是冲突的：越是追求权势的强大和牢固，越可能戕害社稷、祸害百姓。因为，道，是系统运行的客观需要；术，是主观人为、君主意志、帝王权势的需要。两者不在同一个价值层面上。最近读书，看到有贤达之士指出：道，是一种价值哲学。说得太好了！价值，是系统运行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的“目的”关系质；是社会系统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先进的“取向”关系质。遵循正向价值，就是循于道。这需要公共的、宏观的、系统的、战略的大智慧，而绝不是为一己之私殚精竭虑、机关算尽的小聪明。

中国历史上有相对的“开明君主”，因而不乏相对的“良朝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但这些朝代没有可持续性，也没有达到在当时所应达到的文明发展水平，其中潜伏了严峻的危机与祸端。而且，滞缓、徘徊、战乱、分裂、倒退的悲剧占据了中国历史上太久太久的年代。中国的内战太频繁、太残酷；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家破人亡、政权腐败、官逼民反的现象太普遍、延续得太久。历朝历代、大小朝廷，都标榜“替天行道”，但实际上，整个帝制皇权的“道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家之天下、一姓之皇室、一私之制度，归根到底难以保持“天下为公”。法、术、势只讲权力，不讲价值；只讲权力的运用，不讲权力的性质；只讲权力的强与固，不讲权力的结构与制约，说来说去是小智慧。否则，中国就不会，也不应该在19世纪沦落到那样的贫困落后、积弱不振、饱受凌辱之境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是基本规律所蕴含的价值，是万事万物自运行功能昭示的理念！

总是有人钦羡老谋深算、城府极深的人，嘲笑和鄙视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人，以为后者是幼稚、愚蠢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屡屡毁在奸雄手中。总是有些官员，乐此不疲地从传统文化中的诡诈权术吸取营养，以为这样可以向上爬，却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大批落马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人。正如《红楼梦》中的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总是有人在人际关系上放弃真诚坦荡，追求阴暗的“处世哲学”，成为地地道道的小人。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领道、悟道、循道的人绝不翻云覆雨，将周围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老子有一句饱含至深哲理却很容易引起误读的话：“绝圣弃智，而民利百倍”。道家经典，绝非反智慧、反科技、反知识，实在是因为，中国古来的“圣”与“智”，其实总结出来的都是为着争权夺势，为着实现统治、驾驭、宰制而具有“实用价值”的权谋之术。一部《资治通鉴》大道不多，诡道充盈。更有一些假“圣人”、伪“智者”，其实早已是匍匐于龙袍之下的犬儒。大哉老子，故而提出“绝圣弃智”，其实与“绝巧弃利”是一致的，主张抛弃那些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谋术、诡术、诈术、妖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圣若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