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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期才传入意大利，它在意大利发展的初始阶段的历史，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名字分不开，意大利共产党认为拉布里奥拉是自己的理论奠基人。
拉布里奥拉1843年生于意大利南部小城卡西诺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1861年他进入那不勒斯大学文学与哲学系，开始学术研究并倾向于黑格尔哲学。从1866年起，他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对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拉布里奥拉大学毕业后，曾经从事新闻工作，成为佛罗伦萨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民族报》驻那不勒斯的特派记者。在为该报撰写的一系列《那不勒斯通讯》中，他竟然支持当时市政选举中的右派势力。1874年，拉布里奥拉因被录用为罗马大学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见习教授而迁居罗马。即使到这时，在意大利当时的竞选角逐中，他仍然持支持右派的立场，还亲自到博洛尼亚为右派代表人物明盖蒂拉选票。可以说这一段是他在思想发展过程中走的一个弯路。
但是，到1875年，拉布里奥拉由于看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具有治理国家的责任感，他们的“自由”词句只是空洞的虚伪宣传，因而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右派决裂而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说大学就是“官僚科学的虚伪世界”。从1876年开始，通过在罗马人民教育俱乐部给工人讲课，他逐步接近并了解了工人、群众，这无疑促进了他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转变。1879年，拉布里奥拉曾被委派到德国考察教育制度，德国之行使他受到了那里的革命无产阶级活动和宣传的影响，他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他后来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1879～1880年间，他已经完全信仰社会主义理论了，他在信中说：“诚然，我大半是从一般的历史世界观出发的，而不是被个人的积极信念内在地引导的。”
1890年，在拉布里奥拉即将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刻，他开始和恩格斯通信。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中，成为拉布里奥拉的良师益友。1893年，他们在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会面。在恩格斯的影响下，拉布里奥拉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意大利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称这位意大利学者为“马克思严谨的追随者”。
在19世纪90年代的后五年中，拉布里奥拉出版了三卷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谈话》（1898），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尤其是详尽地论证并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900年，拉布里奥拉撰写了题为《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著作的前四节，力图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总结19世纪欧洲各国的发展变化并揭示20世纪的历史进程。拉布里奥拉晚年致力于历史、历史哲学、社会学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研究，留下了一些论文手稿。1904年2月，伟大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在罗马逝世。
拉布里奥拉虽然是一位学者，但他十分关注政治形势，特别是意大利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运动，并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890年开始，他就先后同意大利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以及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建立了通信关系，并为国外社会主义报刊《新时代》《社会进步》《前进报》撰写论文以及关于意大利的政治通讯。在1883～1884年意大利的动荡年代，拉布里奥拉同对革命的农民斗争抱鄙视和恐惧态度的社会党改良主义首领相反，坚决支持许多地区掀起的农民群众暴动，用自己的笔鞭挞反动政府对起义的残酷镇压。1893年，他向西西里的“法西奥”（Fascio）运动致敬，称它为“意大利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1894年，他仍然十分关注西西里以及卡拉布里亚、普里亚、拉齐奥、利古里亚等地的农民起义，在1894年10月至1895年5月为德国的《莱比锡人民报》写的关于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十篇评论中，拉布里奥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热情赞扬暴动农民的正义行动，坚信他们必胜。他写道：“在整个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现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不得不在广大的农民面前发抖。”
拉布里奥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系列卓越思想，基本上是在他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屠拉蒂等人的争论中表述出来的。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由于其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不充分，工人阶级还不够成熟，工人运动内部仍然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广大工人群众在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影响下，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基础上，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创建。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在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系列理论上，不能不同受到屠拉蒂影响的该党领导人产生意见分歧。
在反对屠拉蒂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立场的时候，拉布里奥拉在写给屠拉蒂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划清了同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界限。他写道：“我主张社会主义的绝对路线，……我既不是实证主义者，也不是进化论者。”
拉布里奥拉在批判屠拉蒂对社会主义运动错误认识的同时，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观。屠拉蒂否认历史过程中的飞跃，把民主看成只是社会渐进的结果，因而，工人运动的实质任务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在于适时地同资产阶级的“先进力量”达成协议，组成“社会联盟”以推动这一渐进过程。拉布里奥拉指出，屠拉蒂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荒谬绝伦。他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同资产阶级共和制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模式，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崭新理论，它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反对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社会主义者提出这种任务，绝不是出于某种抽象的“民主”要求和“人道主义”的愿望，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本身的客观发展就预示着它本身的灭亡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所以，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是基于历史客观发展现实性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拉布里奥拉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性质。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决不能以屠拉蒂幻想的“社会联盟”为动力，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首先是无产阶级自主的、独立的斗争，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自身的坚定的政治独立性和革命目标的明确性基础之上的。
拉布里奥拉还尖锐地批判了屠拉蒂等人的错误的建党思想，阐明了自己关于在意大利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原则。在对党的组织的理解上，屠拉蒂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他力主政党应当成为一个松散的团体，是世俗的市民阶级力量同社会主义力量拼凑起来的组织，不必有什么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同时，党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进行和平的、逐渐的改良。拉布里奥拉则主张，党应该明确地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为目标。为此，党就不能把斗争的手段局限于对社会的局部改良上，也不能去搞少数人的密谋活动，而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教育无产阶级提高革命觉悟，领导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为全面地夺取全国政权作好思想上的和组织力量上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不但应该是夺取政权的主角，而且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角。拉布里奥拉还阐明了党的领袖对无产阶级运动发挥指导作用的原则。他在给屠拉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肯定相信，可以促进无产阶级运动。但是，要使它特别加快则是困难的。……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即理论家，能够提供最一般、最普通的武器，而不能也不应该用预定的、不成熟的和抽象的方案来损害无产阶级运动。”
拉布里奥拉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当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残余的时候，拉布里奥拉曾经对伯恩施坦抱赞赏的态度，但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后，拉布里奥拉立即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一针见血地谴责伯恩施坦从根本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1899年5月，他发表了一封反修正主义的公开信，表示坚决与毫不妥协的反修正主义战士站在一起。他特别称赞罗莎·卢森堡果敢的斗争精神，认为她的反修文章写得“生动而深刻”。同时，他还批评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抱“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态度的德国党内的“中派”，指出他们的观点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真理探索者的虚伪的观点”。
当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在19世纪末掀起一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大合唱的时候，拉布里奥拉对这些从骨子里诅咒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预言家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坚定地写道，“马克思主义是能够发展的，并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我们应该简单明了地嘲笑那些使用这个词语的人们”，对于那些由于惶恐而自愿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祝他们一路顺风”，而对那些革命意志坚定者，我们“致以诚挚的敬礼”。
拉布里奥拉之所以能被称为19世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因为他在19世纪末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实际政治和理论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教育工人阶级，而且还因为他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所写的几本大部头研究性著作中，较为系统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的阐述并不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进行某种方式的复述，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欧洲社会的历史进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概括总结，以对意大利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提出的新问题在哲学上回答的方式，用新的社会革命实践和思想斗争成果，丰富并补充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对诸如实践活动的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整体社会图景的动态机制的全面把握和分析问题，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诸问题，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和详尽的论述。
首先，他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的历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这一原理出发，他阐明了19世纪中叶以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一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原因，论证了私有制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人类历史前途。他还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特点及其实质，强调了唯物史观在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方面的强大生命力。
其次，拉布里奥拉具体地探讨了经济基础、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人们历史行为的具体过程。他认为，并不是如庸俗唯物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社会经济事件直接决定历史。他指出，生产方式对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表现在历史过程中，首先是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然后是对处在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习俗的决定作用。在这基础上，一方面产生社会的文化结构，如道德、舆论、学校、自然信仰等，另一方面产生社会的政治机关，如政府、法律、警察、军队等，而艺术、哲学以及作为世界观的宗教等，虽然也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但它们离这个基础最远，有许多中间层次和环节。拉布里奥拉用社会整体结构的层次性的这一图式，说明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能动因素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及它们起作用的具体形式。例如他就曾指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如何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公众舆论以及道德规范，进而转化为民众的社会心理倾向，最终成为传统的习惯势力，从而对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发生直接作用，并且维护和保护现存社会秩序。另外，拉布里奥拉也指出了历史上的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到它的确立和巩固必然要经历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又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复杂的社会整体作用过程。拉布里奥拉进而指出，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经济领域内部的变革，但实际上，这一变革开始于经济领域，然后必然牵动并经历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的相互作用，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改造。
最后，拉布里奥拉着重强调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他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称为“实践一元论”。他认为，只承认自然对人的作用，只片面强调脱离人的活动的所谓客观社会规律，是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必然导致宿命论，从另一个极端走向神学创世说。他阐明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关系。他指出，人归根结底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历史活动必然以一定的经济水平为前提。但是，人并非在客观规律面前束手坐待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也并不屈从已有的经济水平，而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应用客观规律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拉布里奥拉把这种情况称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人造领域”的不断扩展。也正是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阐明中，他论证了无产阶级在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实践中的伟大意义。
拉布里奥拉还以自己关于社会发展辩证形式的观点即他的“生成论”反对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渐变论。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辩证形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飞跃、突变，也就是旧质的灭亡和新质的生成。他主张以“生成论”代替“辩证法”这个术语。他怕人们把辩证法误解为主观性，误解为渐变论。当然，这种担心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
为了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拉布里奥拉还同斯宾塞、马萨利克等人反动的社会学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拉布里奥拉同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一样，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例如，他在政治观点方面，曾为意大利反动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辩护，客观上支持了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这一立场是直接由他对“无产阶级利益必然与民族利益相一致”
然而，综观拉布里奥拉的著作和生平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为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和发展，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丰富化和深刻化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他的著作和思想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总之，他是马克思主义史上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密切结合的典范之一。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刊于《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