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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袖。他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列宁逝世后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9～1935年，他在法西斯牢房里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狱中札记》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经济、文化等领域，1948年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今天，葛兰西的思想远远越过意大利国界，对西欧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葛兰西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但其哲学思想，尤其是与唯物主义的关系上，反映了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对其评价则存有分歧。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葛兰西作为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为了确立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的领导权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在批判唯心主义（主要是克罗齐的历史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以他特有的方式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思想形成的背景，他的回答在各个特定的场合下，并不完全一致。一般地说，面对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时，葛兰西旗帜鲜明，捍卫“物质第一性”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有新的阐发；而当他批判庸俗（机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则着眼于对辩证法的阐述，在这种场合显出对唯物论重视不够，出现了某些失误。
从本质上、整体上看，葛兰西无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们拟从三个方面考察。
（一）从自然观上看，葛兰西从未把自然看作精神的产物，而是坚决批判唯心主义自然观。
他说：“例如，对于克罗齐来说，只有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物理学或精密科学只是‘经验的’和‘抽象的’，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自然是某种约定的抽象，某种‘便当’等。”
葛兰西在肯定实践的革命作用时，肯定了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他明确指出：“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且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在对待马赫主义的态度上，葛兰西的唯物主义立场更为鲜明。马赫主义者利用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大肆宣扬“物质消灭了”的谬论，说什么原子不是物质，不能为感官感知，而是思维的东西。意大利的卡米思教授在1931年11月出版的《新文集》中表示完全赞同“微观现象不能独立于观察它们的主体存在”的观点，认为这再次提出了宇宙的主观存在的问题，很发人深省。葛兰西对于这种公开否定微观世界客观存在的谬论很警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难道显微镜下被观察的物质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成了人们精神的产物？”
我们对照一下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者的批判，就不难发现葛兰西与列宁的观点基本一致。
（二）从历史观上看，突出地反映在对被他称作“意大利唯心主义者”的克罗齐的历史主义的批判中，葛兰西的唯物主义路线更为彻底。
20世纪初形成的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他的历史理论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克罗齐为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需要，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鼓吹社会思想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唯心史观，克罗齐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实在。注意，他说的实在即精神。他还主张，历史总是“普遍的”历史，也即概念的历史。并把历史判断的特点说成历史本身具有的特点，从而把历史等同于历史判断，取消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差别。克罗齐举例说明历史的主词不是希腊、罗马，法国、德国，而是文明、进步、自由。
葛兰西像马克思一样，抓住克罗齐这个“以‘水果’概念代替具体水果”的要害问题。他指出，要把握和理解历史事件，必须确定一定的概念，但它们应与被反映的历史活动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里，葛兰西主要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方面分析，实际上就包含着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解决。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用从具体历史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否定活动本身，就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使主观脱离客观。他毫不含糊地把克罗齐的哲学称作“以头立地”的哲学，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实践；对于克罗齐来说，历史还只是思辨的概念”
葛兰西还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批判克罗齐历史主义的思辨性。他指出，克罗齐把意识形态历史机械地、随意地实体化，从而脱离其赖以成立的经济基础，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道德、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决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由于克罗齐用上层建筑历史代替了实际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结果，在思辨的历史观中，出现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观念，精神成了现代上帝的代称。他说：“实践哲学
在回击克罗齐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时，葛兰西指出，经济结构不是某种僵死的、抽象的、置于历史之上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这样，克罗齐指责马克思用经济解释一切，成了新的形而上学和“隐匿的上帝”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克罗齐还诬蔑马克思主义割裂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成了“新的神学二元论”。葛兰西反驳道：“实践哲学并不排除伦理—政治的历史，但它批判只把历史归结为后者的做法，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和随意的。”
（三）从葛兰西的全部理论实践看，他实际上奉行的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葛兰西启示我们，一个政治家的真正的哲学思想应到其政治著作中去探寻。的确，政治家的哲学立场决不取决于对于“物质”“意识”的简单表态，而要看他全部理论实践与政治活动中以什么哲学思想为指导，我以为这对于确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性质至关重要。
葛兰西曾指出，意大利工人政党弱小和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客观形势的无知。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了意大利的特殊国情，看到了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别：“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而市民社会是原始和胶状的，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在国家动摇时，会立即出现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仅是前沿战壕，在它后面有一系列坚固的堡垒与兵营，国与国之间的情况大致相同，但要懂得，这要求对民族特点有认真、精确的认识。”
葛兰西还从意大利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不是一般地考察农民和土地问题，而是以南方问题与梵蒂冈问题两种典型具体地考察。
显然，葛兰西不是根据“教条”和“思辨原则”，而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把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革命战略。
再看一下他的文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精神。
葛兰西写道：“文学不能产生文学，意识形态不能创造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除开由于惯性和惰性的结果外，它们的诞生，不借助于‘孤雌生殖’，而是依靠‘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这‘阳性’元素创造‘新人’，即新的社会关系。”
1928年11月29日，葛兰西在致妻子尤丽娅的信中说：“书籍和杂志仅提供一般思想，世界生活一般潮流的草图，但并不能给予我们彼得、保罗和乔万尼等生活的直接生动的印象，如果不懂得他们，也就不能理解普遍化和一般化的东西。”
从上述两段话中不难发现，葛兰西主张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的前提和取之不尽的源泉。
另外，综观葛兰西一生的革命活动，必然得出他是用唯物主义指导行动的结论。
我们在肯定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时，并不是说他没有任何失误，像其他历史上做出贡献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
葛兰西面对着庸俗唯物主义者，批判他们抛弃革命辩证法的错误，着力强调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主观能动性时，对唯物论注意不够，在某些概念的把握和理解上有偏失，某些不确切的表述客观上起了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界限的作用，从而与他的唯物主义路线相矛盾，对唯心主义作了不应有的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关于“客观性”“物质”“唯物主义”的论述，往往是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对1921年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批判中展开的。
当我们了解了布哈林的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观点，就会理解葛兰西失误为什么与他的贡献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客观上又与他唯物主义立场相矛盾。
布哈林从马克思、列宁倒退到费尔巴哈，他对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的解答只限于“没有‘物质’，精神就不可能存在，而没有精神，物质却可以满不在乎地存在着，‘精神’是具有特殊组织的物质的特性”
实际上，“在人之外的客观性”是一般唯物主义的正确命题。列宁说过，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分歧只局限于三点（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唯心史观），“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一切旧唯物主义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区别”
然而，由此可以推断葛兰西否定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吗？让我们看一下他本人的说明就清楚了：“为了确切理解外部世界实在问题所能具有的意义，看一下‘东方’‘西方’这两个概念的例子将是适时的，它们从来就是‘客观地实在的’，虽然分析时只呈现为约定俗成的，即历史—文化的结构。”
葛兰西不同意“在人之外的客观性”，他是这样提问的：“怎么能肯定一种在人之外的客观性呢？谁来判断这种客观性呢？”
显然，葛兰西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这段著名论述出自《反杜林论》。“江湖骗子”杜林借助“统一的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统一性，进而证明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恩格斯对杜林的这种荒谬逻辑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杜林的所谓“存在”是无差别、无运动、无变化的存在，等于虚无；并指出这一概念的实质是抹杀物质与意识的根本界限。最后，恩格斯得出了“世界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自然界是在多种形式中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这里恩格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原理。
至于说物质性的证明需要求助于历史和人，葛兰西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物质性（客观性）与对物质性（客观性）的证明是不同的。物质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我们正是通过对物质具体运动形式及其规律的认识来把握物质性。这种认识反过来就是对物质性的证明。思想史和哲学史证明世界的物质性与统一性，但不是科学与哲学构成世界的物质性，它们只是从外部世界中抽象出来，正确地反映了外界的物质性，才成其为科学和“头脑清醒”的哲学；否则就成了巫师的咒语和神甫的说教。
葛兰西的“客观的=人类地客观的=历史地主观的=普遍主观的”公式，从客观效果来看，就抹杀了主观与客观的根本区别，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是，要了解这是葛兰西在法西斯牢房里写的札记，再看他全部理论实践，就会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在历史观和政治、历史、文化等思想中，葛兰西将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那么，在较为抽象的哲学基本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上，他注意了辩证法这一侧面，对唯物论有所忽视或表述模糊。但葛兰西的失误与其贡献相比，是第二位的。
哲学史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直觉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因耻于与那些唯物主义次货的小贩们（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为伍，而重复着对唯物主义的偏见；那么，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葛兰西则对危害革命事业、抛弃革命辩证法的伯恩施坦、屠拉蒂、布哈林、波尔迪加等宣扬的“唯物主义”嗤之以鼻，从而不同意“唯物主义”这一名称。
葛兰西基于对抛弃革命辩证法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坚持辩证法，强调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革命意义。他的意图和出发点都是正确的。但是，有时他没有瞄准靶心，把这种忽视人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葛兰西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而庸俗决定论扼杀斗争的主动性，宣扬“红旗必胜”，如同“橡子必然长成橡树”，从而导致斗争失败。
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点：葛兰西只不同意“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且还高度赞扬。与其说他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不如说他对旧唯物主义和庸俗（机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十分反感，他的失误更像狄慈根。列宁指出狄慈根的那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
恩格斯没有因为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偏见而认为他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也没有由于狄慈根有时“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抹杀他捍卫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功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尽管葛兰西在某些问题上对唯心主义作了不应有的让步，反映了他受克罗齐影响的一面；但仍属于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失误。葛兰西仍不愧为善于独立思考、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刊于《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