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地来到佛罗伦萨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汝信、邢贲思、李泽厚诸教授)不会忘记到该城东南部的圣十字教堂,拜谒马基雅维利纪念陵墓。这座建于1787年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从下向上垂直、三位一体:底座、墓碑和石棺,一位象征佛罗伦萨的优雅女性庄重地坐在石棺上,右手持着马基雅维利的椭圆形浮雕头像,墓碑上用大写字母镌刻三行拉丁文:第一行,TANTO NOMINI NULLUN PAR ELOGIUM(任何赞美之词都配不上此墓志铭);第二行,NICOLAUS MACHIAVELLI;第三行,卒于1527年。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巨人。他是政治家、外交家,又是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更是历史哲学的鼻祖和现代政治思想的先驱。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两部杰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
1513年,佛罗伦萨政治风云突变,梅迪奇家族复辟掌权,马基雅维利被解除公职,回乡务农。马基雅维利白天劳动,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晚上,“进入古代殿堂”,同古人促膝谈心,总结15年的从政经验,奋笔疾书《君主论》(从1513年3月至12月)和《李维史论》(从1513年夏至1517年)。
这两部书,尤其是《君主论》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西方学术界列入影响世界的十大杰作;但自问世以来,长期被人误读,让作者蒙受“不道德”的罪名。“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o)、“马基雅维利式的”(machiavellico)在各种语言中成为贬义词。
给马基雅维利抹黑运动,最早由罗马教廷发起。1559年教廷把《君主论》《李维史论》等著作列为禁书;同年耶稣会士在广场上焚烧马基雅维利的画像,称他是“魔鬼的帮凶”;直至16世纪末新教教徒也在攻击马基雅维利。值得一提的是,连莎士比亚都说“凶残的马基雅维利”;1740年伏尔泰仍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捉刀,撰写“反马”檄文。
至18世纪下半叶,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才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但几百年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逝:1936年8月,老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在斯大林发动的“清洗”运动中被枪杀,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加米涅夫阴谋刺杀斯大林,其罪证之一竟然是他在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时,热衷阅读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并为俄文版《君主论》作序。
罗马教廷恶毒攻击马基雅维利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天主教会的死敌。正如帕累托指出,马基雅维利认为“由于教廷的邪恶榜样”,意大利已“丧失任何虔诚和任何宗教,这引起数不胜数的骚乱”,使意大利“处于分裂状态”,“造成我们毁灭”。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断言“共和国应是一个世俗社会”,在理论上把欧洲人从神权至上的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基雅维利的榜样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应当是坚定反教权主义者,为此,从波科克(J.G.A.Pocock)、斯金纳(Q.Skinner)等当代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到曼斯菲尔德这位现代行政权力的鼓吹者都称马基雅维利是自己的理论先驱。
再如作为坚定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克罗齐,也受到马基雅维利的有益影响,他在《十九世纪欧洲史》中指出,罗马天主教会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宗教事业,在支持保守和反动政权方面,政治天主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平民尤其对乡村平民它能煽动起暴动。
对《君主论》的误读,主要源于对该书第15章至第19章中某些论述的断章取义的诠释和理解。例如,“若没有那些恶行,难以拯救国家的话,就不必顾忌那些恶行招致的骂名”;“君主必须善于使用野兽的手段,他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
必须指出,这些论述不是全章,更不是全书,不应脱离全书阅读那几章。正确的方法是,从《君主论》全书,甚至结合《李维史论》来诠释和理解那些貌似“邪说”的句子。
《君主论》全书的中心议题是,产生一个正确的政治机构,或如第16章所说,只有通过引入“新秩序”才能实现政治机构的“解救”。“新秩序”不仅指“强大的武装”,和“完善的法律”,而且包括社会的新价值和新道德。
我们不要离开马基雅维利所处时代,抽象地理解那些仿佛“大逆不道”的说法。马基雅维利用“狮子”和“狐狸”的比喻,把暴力和计谋理论化,以鼓舞市民阶级,反对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外国入侵者,让祖国摆脱割据、分裂、教廷干政、列强入侵的危机,以实现民族统一的伟大理想。在他看来,政治具有自己的规律,不可能源于传统道德,相反新政治产生新道德,为实现伟大目的的新政治家和领导集团(正如葛兰西所说,“君主”不是个人)不应受旧道德的羁绊。从这个角度看,马基雅维利肯定了政治的独立性,政治学的自主性。这也是包括克罗齐在内的思想家认为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
英国哲学家和史学家伯林(S.I.Berlin)认为,马基雅维利并非强调政治和道德的对立,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行为方式的对立,更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马基雅维利实际要表达的是两种“宗教”的对立。最终,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对立,即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传统价值体系和文艺复兴的、“世俗”价值体系的对立。我以为,这一观点和克罗齐的观点并非矛盾,只是考察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帕累托指出,某些当代人的愚昧无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根本不理解马基雅维利研究过的问题的重要性,用伦理的空谈和毫无意义的情感反对他。应当说,帕累托对马基雅维利反对者的分析入木三分。
马克思肯定马基雅维利“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5章写道:“我的目的是给能理解的人写些有用的东西,我认为最好论述事物的实际真相,而不是其幻象。许多人曾幻想那些无人见过、无人认为真正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因为人们实际怎样生活和应当怎样生活相距甚远。”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强调自己思想的独特性和实在性,这一点在《李维史论》中更加突出。他指出《李维史论》是“长期实践和世界事物不断教诲”的结果,他以过去历史和当代历史的丰富材料为基础,努力探寻“很少失败”的规律、让共和国(或君主国)长期稳定并繁荣昌盛的法则。他认为,政治机构如同人的器官,也有自己的结构和内部调节机制,从而也可以治愈疾患和保持健康。
伯林指出,生活在伽利略和培根100多年前的马基雅维利,应用的方法是实验规则、观察、历史认识、抽象反思的混合方法,类似于前科学阶段的实用医学。因此,不能牵强附会地说马基雅维利主张科学政治观,更确切地说,是自然政治观。如果说他的方法尚未完善、成形,离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还有距离的话,似乎可以说他更接近他的同代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及其实验方法。如果说,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直觉和实验是现代科学思想的渊源;那么同样可以说,现代政治思想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源于他一贯坚持的“实际真相”的原则。
综上所述,马基雅维利是当之无愧的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先驱。
(刊于《书评增刊》201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