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作者离世后出版并成为传世之作，作者本人不是为出版而写作，更没有想过以后会出版。此外，即使著名作家的书信集也未必成为其重要著作，但葛兰西不同：因为，如果我们不阅读他的《狱中书简》，那么我们对他的认识将苍白、模糊。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阅读《狱中书简》，则很难理解他在同期完成的杰作《狱中札记》的隐晦、曲折的语言和深邃、独特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狱中书简》是解读《狱中札记》的指南和导言。

首先，正是在《狱中书简》中，葛兰西提及《狱中札记》中研究工作的起源及发展。在1927年3月19日致塔尼娅的信中，他写道“人总应该完成某些‘永恒’的东西……我想根据一个预定计划，集中、系统地致力于某些题目的研究，以使我的精神生活充实”。随着阅读这些书信，我们不仅了解葛兰西研究计划的内容，而且了解该计划的变化与发展。

其次，《狱中书简》帮助我们认识《狱中札记》中内容各异的题目间的联系。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将上百个不同的题目排列，从表面看彼此毫无关系，《狱中札记》的这种零碎、分散的写法极易使缺乏耐心的读者偏离轨道。然而，通过阅读《狱中书简》，所有题目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因为从一开始葛兰西就特别强调研究的不同题目贯穿一条红线：人民的创造精神，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是这些题目的基础（见1927年3月19日致塔尼娅的信）。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领导权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但领导权与知识分子、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不似《狱中书简》中那样清晰。譬如，在1932年5月2日致塔尼娅的信中，葛兰西写道：“可以具体地说，克罗齐在历史-政治活动中，只注重在政治学中被称作‘领导权’、认同和文化领导权的环节，从而同暴力、强制、干预（司法、国家或警察的干预）的环节相区分。”不仅如此，葛兰西还充分肯定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功绩：“实践哲学的现代大理论家也按同一方向构建理论，‘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被系统地重新评价，以反对经济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的观念。”由此可见，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核心，如果说在《狱中札记》中系统论述，那么在《狱中书简》中则一语破的。在阅读这封信之后，再坚持说葛兰西的领导权范畴仅指文化领导权就有些牵强。

最后，通过阅读《狱中书简》，可以认识《狱中札记》研究工作的条件与局限。葛兰西对将遇到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但我发现实际上在狱中学习不好（同我以前设想得正相反），由于种种原因，技术上与心理上的原因都有”（见1927年5月2日致朱丽娅的信）。技术原因很明显，他为获准在牢房里使用自来水笔就等待近两年。1929年2月9日致塔尼娅的信中，他写道“现在我可以在牢房里写作”。2月10日，他在第一个笔记本（《狱中札记》共33个笔记本）上写上抬头和有待研究的16个题目（而约两年前拟定4个题目）。

正是因受监狱条件限制，一般说来，葛兰西一次次做出的个别判断，往往都要重新考察，根据新材料进行修改，甚至完全推翻。葛兰西的这种自觉认识制约着研究的节奏和思想的演进。只有阅读《狱中书简》，才能理解葛兰西某些看法改变，甚至转变的真正意义。譬如，葛兰西在1931年8月3日的信中写道：“可以说目前我还没有真正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自然我应当有这么一个计划。”初看，是放弃；实际，是实事求是的调整。最初，葛兰西为了深化国家概念和认识意大利民族历史特征，拟定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但研究到一定阶段，他发现此题目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而监狱缺乏必要条件（没有藏书丰富的大图书馆），从而改变了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要研究葛兰西的理论思想，仅仅阅读《狱中札记》是不够的，必须同时阅读《狱中书简》。可以说，《狱中书简》同《狱中札记》一脉相承、心心相印。1936年11月5日，葛兰西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我一贯的看法是，真相本身具有疗效。”这里，是就私人关系和情感而言。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强调“在群众的政治中说真话，这也是政治所必需”。葛兰西认为，无论在私人关系还是政治活动中，不说真话，隐瞒事实或歪曲真相，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狱中书简》除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在葛兰西逝世10年后，1947年《狱中书简》在都灵出版，立即以其朴实、生动的语言，动人心魄的真情实感，丰富的内容及深刻的思想引起轰动。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罗齐，盛赞《狱中书简》是意大利现代文学的杰作，不仅属于一个阶级，而且属于整个意大利民族。1948年，《狱中书简》荣获在意大利极有影响的“维亚雷焦”文学奖。

《狱中书简》收集葛兰西自1926年11月被捕后至1937年1月，从流放地和法西斯监狱写给妻子（朱丽娅）、妻姐（塔吉娅娜）、儿子（德利奥和朱利亚诺）、母亲（马恰斯）、姐妹（泰莱西娜和戈拉吉艾塔）、兄弟（卡尔洛）和朋友（彼埃罗·斯拉法）等人的书信456封。

在《狱中书简》中，葛兰西的大部分书信是写给塔吉娅娜的。1925年，葛兰西在罗马结识了塔吉娅娜。她在罗马接受高等教育，学习自然科学，并酷爱医学。在葛兰西被捕和判刑后，她先到米兰，后到杜里、福尔米亚和罗马经常探视葛兰西，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葛兰西巨大的帮助与支持。塔吉娅娜是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她说过，一个人应为了另一个人、需要帮助和救护的人而活着。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她“陪伴”葛兰西度过漫长、苦难的狱中岁月。在葛兰西逝世两年后，她返回了莫斯科。1943年，塔吉娅娜在伏龙芝市离开了人世。

葛兰西写给朱丽娅和孩子们的信大多经塔吉娅娜转寄。1922年9月，葛兰西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病，结识了病友杰尼娅的妹妹朱丽娅。朱丽娅在罗马圣切齐利娅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毕业，1916年随家人返回俄罗斯，后在伊万诺沃音乐学校任教。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葛兰西同朱丽娅分多聚少。在1925年秋，朱丽娅带着德利奥同葛兰西团聚后，因丈夫的被捕、自己的患病，他们再也没能相见。他们的关系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葛兰西对朱丽娅的爱忠贞不渝。长子德利奥1924年在莫斯科出生，后成长为苏联海军上尉，战后到列宁格勒海军学院教授数学。次子朱利亚诺1926年在莫斯科出生，从未见过父亲，他继承了母亲的职业，成为一名音乐家——莫斯科古典乐团单簧管演奏员，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授。

彼埃罗·斯拉法是葛兰西青年时代的挚友。他是位反法西斯战士，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慷慨无私地向葛兰西提供了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书刊，并到米兰、杜里、福尔米亚和罗马探望葛兰西。

正如孙犁所说，“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狱中书简》可以说是葛兰西的自画像。虽然一幅幅画面孤立地看，仿佛无形的草图：监狱生活的零碎消息，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对艰辛但有趣的童年的回忆，索要阅读的书籍和报刊，对不同题目的理论思考，各种心理状态的表现……但如果把一幅幅画面连贯起来，整体地静观，葛兰西的自画像则向我们显现出悲壮的色彩，他那病弱衰竭的形象放射出崇高的光辉，使我们能够深入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2006年10月25日

（原载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