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玫瑰》是《狱中书简》的姐妹篇，收录葛兰西自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从卡利亚里、都灵、莫斯科、维也纳和罗马写给父母、姐妹、恋人（妻子）和战友的189封书信。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从1908年11月至1918年11月，从卡利亚里和都灵寄往家乡吉拉扎的父母和其他家人的信，共计53封。当时，葛兰西在卡利亚里市德托利文科高中和都灵大学语言系学习，以后参加《前进报》都灵编辑部的工作。而1919年至1920年在都灵度过的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只收录了致塞拉蒂的一封信（1920年2月21日），可以认为这两年的书信大部分散失了。（二）从1922年8月至1926年11月4日（被捕前4天），葛兰西从莫斯科、维也纳和罗马写给恋人（妻子）朱丽娅·舒赫特的50余封情书。（三）同期，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和国际共运活动家，从上述三国首都写给联共（布）中央、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80多封信。

此外，附录收录葛兰西以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身份写给意共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主席的7封信。其中，前4封信是同安布罗吉联合署名的，后3封信是同杰纳里共同签名的。这7封信是寄给意共执委会和共产国际带有情报性质的文件。它们很可能是由葛兰西的合作者起草，后经同葛兰西讨论并达成共识（尤其是前4封信所注日期同葛兰西在莫斯科郊外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疗的时间相吻合）。但第7封信的情况有点儿特殊：后半部分是葛兰西的笔迹（故编入第65封信），前半部分打字稿由杰纳里草拟。

通过这些书信可以全面、直接地了解葛兰西作为革命家的成长历程：艰难困苦的学生生活，青年时代的文化背景，同工人运动的最初接触，创办《新秩序》和领导占领工厂运动，清算塞拉蒂、波尔迪加机会主义，同法西斯作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这些书信还可生动、具体地认识葛兰西是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亲人的眷恋与关心，对爱人的挚爱与思念……

《火与玫瑰》和《狱中书简》一样，兼备文献性和文学性。如果说葛兰西致朱丽娅的情书更具文学价值的话；那么葛兰西写给联共（布）、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的信更具文献价值，是研究葛兰西政治立场和思想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材料。

窥一斑而知全豹，让我们看看葛兰西受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托于1926年10月14日起草的致联共（布）中央的一封信。

从此信可以看出，葛兰西立场鲜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应对联共（布）党内的严峻形势负责，因为“反对派的立场是攻击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政治路线，危害列宁主义学说和联共（布）政治活动的核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和实践被置于讨论之中，工农联盟的根本关系遭到破坏并处于危险之中，即工人国家和革命的中流砥柱遭到破坏并处于危险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葛兰西敏锐地察觉联共（布）党内危机加剧并存在分裂危险，必将影响列宁创建的党的团结和威信，从而对国际共运产生严重后果（各兄弟党的发展进程滞后，实现世界劳动者政党的大团结遥遥无期）。葛兰西分析主要由于论战的激烈程度使联共（布）多数派忘记俄国问题的国际性质，忘记俄国革命者应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框架内履行职责。为此，他向联共（布）多数派大声疾呼：“你们正在摧毁你们的事业，你们在倒退”，他呼吁联共（布）多数派不要“采取过激措施”，不要希望在“斗争中大获全胜”。

应当说，历史证明葛兰西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看法颇具前瞻性。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联共（布）党内斗争激烈尖锐，斯大林对反对派采取了过激措施，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开除出党，后又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首领以“叛国罪”处决（1988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恢复名誉）。这样，斯大林破坏了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党内民主缺失到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埋下祸根。请看1925年夏至1940年春在苏联学习、工作的师哲同志的描述：“大清洗”时期的苏联，“人人都感到极大的压抑，人人都顾虑重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只要被人控告，或被匿名揭发，或仅仅某点被人怀疑，那就不管你的资格多老，哪怕是列宁时代的党员；不管你的职务多高，中央委员也好，苏维埃代表也好……反正随时都可能被逮捕、关押、审判、判刑甚至被枪决”。“肃反扩大化是个人独裁、个人迷信造成的，同时又助长了这个双胞胎”。1592378

葛兰西在这封信中还精辟地分析了新生工人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尤其在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统一生产力的国家内更是如此”。

“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以牺牲行会利益来克服这种矛盾的话，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普遍与长远利益而牺牲那些直接利益的话，也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葛兰西的这一席话，不仅适应于20世纪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无产阶级，同样适用于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广大工农群众。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努力缩小工农群众同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提高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

在《火与玫瑰》中最打动人心的是那些情真意切（初恋的羞怯，热恋的激情，离别的忧伤，企盼团圆的急切）、朴实无华的情书。

1922年9月，葛兰西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病，结识了病友杰尼娅的妹妹朱丽娅。朱丽娅曾在罗马圣切齐利娅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并毕业，1916年随家人返回俄罗斯，后在伊万诺沃音乐学校任教。朱丽娅当时26岁，身材修长，长发披肩，椭圆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她深深地打动了31岁的撒丁青年，引起葛兰西的爱慕之情：“以前我以为情感园地完全干枯，现在我发现身上有忧郁的小溪（涓涓细流）和皎洁的月光（边缘泛着蔚蓝光）。”但他同时感到羞怯不安，因为身材矮小令他苦恼。葛兰西向心爱的姑娘倾吐衷肠：“我喜欢您，并且我确信您也喜欢我。千真万确，多少年来我习惯思考我绝对、几乎命中注定不可能被爱上”；“我的生活总是一团冷焰、一片丛生荆棘”；“当我确信不可能被爱上时，为了成功，为了制约，为了更坚强，就打算依靠所有手段……为我获取爱情的外在表现”。正是由于这种复杂微妙的恋爱心理，他们有时被误解的迷雾所笼罩，甚至令朱丽娅哭泣，为此葛兰西感到内疚，批评自己“坏”“自私”。

1923年11月末，葛兰西为执行共产国际的任务，告别朱丽娅去奥地利。他从维也纳给爱人写下动人心弦的“诗篇”。

“亲爱的尤尔卡，你是我的整个生命，正如在爱上你之前我从未感觉到生命本身：这么伟大而美好的情感，使生命的每一时刻和每一流转充实。”

“亲爱的尤尔卡，我紧紧地拥抱你，双手持着你的面庞，注视着你的眼睛，吻过它们，再吻双唇。我感到你是那么爱我，像我爱你一样。对你的爱使我幸福，给予我生活、工作的力量。”

“亲爱的，你应当来，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不能远离我自身。我仿佛悬在空中，仿佛远离现实。我总是无限惋惜地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亲密无间，两心相悦。”

1924年7月7日，葛兰西从法西斯白色恐怖下的罗马写信给远在俄罗斯的妻子：

“请告诉我何时我们能见面并重新幸福？何时我才真正感觉你的双唇同我的相连，我的手爱抚你的秀发？亲爱的尤尔卡，当我回想起你的柔情，心间就流淌着一股暖流，使我更沉重地感到忧郁和孤独，甚至使我懒得欣赏罗马的美景。我愿同你一起散步，为了一起观赏美景，为了一起回忆往事；我现在关在屋子里，仿佛变成洞穴里的熊。”

1924年9月，当葛兰西得知儿子德利奥出生的消息后，他通过在莫斯科的朋友送给朱丽娅几十美元，而朱丽娅拒绝接受。葛兰西对她坦诚相告：

我不能同你分享我们孩子幼时的焦虑和欢乐，这将是我一生的缺憾；如果你收下那钱，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我常常想到，对我们、对孩子我无所作为，我愿做点儿事。我觉得，如果我的工作在你们的生活中具有一定意义，或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我将非常幸福。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是对我童年生活的回忆，那时同妈妈及其他兄弟一起战胜家境贫困与艰辛，团结及亲情的纽带把我们紧密相连，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你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个体关系的条件吗？一段时间内肯定不能。我认为这类情感恰恰是被剥削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是那些阶级的，对它们来说压迫表现为生活的困窘，孩子和老人的面包、衣服、住房的匮乏。

1925年和1926年，政治形势更加严峻，革命工作更加繁重，葛兰西更加感到远离妻儿的孤独和忧郁，但爱情之花从未凋谢，因为它根植于革命理想的沃土。

“但我们的爱情应当有更丰富的内容：为了斗争，事业的合作，力量的结合，除了我们的幸福问题；还有，我们的幸福不恰恰在于这些吗？”

“生活是统一的，各种活动相互巩固；爱情巩固了全部生活，不是这样吗？爱情在其他激情和情感中创造了一种平衡，一种更大的力量。”

“我想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甚至找到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奋力斗争，仿佛以往从未这样斗争过，运用我们从未有过的智谋，不屈不挠，竭尽全力，清除一切障碍。”

2008年3月15日

（原载葛兰西《火与玫瑰》，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