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岁末之夜清脆的爆竹声，我在“电脑”上敲击完“人名对照表”最后一个人名“左拉”，这标志《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的译稿完成。

说来凑巧，ZOLA（外文）和ZUOLA（汉语拼音）都令我从尾溯头（Z是意大利语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A是第一个字母），回顾过去的一年：年初年迈母亲不慎跌倒骨折，我不时去远在西北郊的医院护理、探望；春季突发的“非典”，使我不得不关注形势的发展；初夏四川教育出版社盛情约稿，任务加重；初冬校对全部译稿时我因操作错误，致使“电脑”内存的译稿顺序大乱。

因上述不可预测的因素，使《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的完稿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多月。然而，Meglio tardi che mai，迟做胜过不做；况且在亲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难以忘怀：小孙女出生，茁壮成长——咿呀学语、四处乱爬、迈出第一步、哼唱“侗族大歌”（她是侗族娃娃），使我生活充实、精神愉快，工作更有意义。望着她可爱的小脸，我深信他们（21世纪的孩子们）一定比我们更幸福。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克罗齐写毕和修订此书分别是在1938年和1939年。当时，他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认识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毋庸讳言：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10年，大搞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发动“大清洗”运动，错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无辜群众。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引起克罗齐对苏联政治制度的反感，从而加深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误解。

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深刻洞察苏联政治制度的弊病，批判苏联中央集权制压制民主、扼杀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他明确指出：苏联模式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唯一模式和理想模式，而是“市民社会”不发达的俄国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模式，因此是暂时的、可批判的。

然而，克罗齐和葛兰西根据苏联模式得出不同结论：克罗齐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带着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否定一般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这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家葛兰西坚信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具有必然性、历史性和民族性。

2003年12月31日

（原载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