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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业与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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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之大者,莫如读书而成才广识,达则致君泽民,流芳百世;穷则隐学受徒,亦能流芳百世。其次农桑最好,无荣无辱,唯尚勤力耳。其次工,次商,皆可托以养身。为子孙计,舍此之外,唯务假势力以取富,虽日进千文之钱,亦不免于衰败零落者,此理之必然也。故曰,读书万倍利,此之谓也。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

本章将会围绕师者在现实中的两种不同选择——“举业”与“坐馆”——展开论述,一方面考察科举文化影响下的师生关系的“异化”;另一方面分析“坐馆”对于师者的实际价值。对于师者来说,“科举”与“馆业”不但是两种不同的现实选择,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追求。

层序社会是一个以权力为主导而构建起来的不平等社会,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取、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阶层的确立都是以外在身份为依据,这样一个缺乏公正的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阶层流动。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是一种僵化固定的社会,其阶层差异并非像印度的“种姓制”一样不可更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社会为个体(少数群体除外)提供了实现阶层流动的现实途径,艾森斯塔德曾指出:“士人的地位是由法律规定的,但是这些地位对所有人正式开放。加之,在这里,对大多数下等阶级的人格自由是没有限制的(除了极少数贱民阶层以外)。”1616338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机会利用某种机遇、能力或资本在层序社会中实现社会身份的变迁,这一事实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科举制度便是人们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

传统中国在制度设计上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体制,其上层被君主和官僚贵族所掌控;其下层则是地方政府的相对统治,科举和文官制度是把地方与中央两个层面加以整合的重要机制。通过科举制度,政府为读书人(儒士)进入仕途提供了一条现实途径,同时,利用其所建立的“儒士-官僚-地主”的社会身份分配系统,使得整个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合为一体。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使得层序社会的文化格局得到了一种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持,隋唐之后,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再次陷入长期分裂的局面之中,这与科举创制之前的历史是有重大区别的。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很早便被人所留意,金人李世弼曾言:

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摛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1616339

在罗志田看来,“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的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师’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系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1616340科举制度的作用既体现于其对社会流动与政权稳定等宏观层面的影响,也体现在对于生活在层序格局中的个体(特别是士人)的心理结构与价值选择的浸染,想要真正考察以士人为主体的师者群体的真实样态,就必须将其放置于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科举文化中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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