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制度包含了属于它的高级的“一半”和属于它的低级的“一半”；这两个“一半”凑成了完全的它，即这个大的社会制度。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

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

——元·曹元用《祭孔子庙碑》

本章将会在探讨层序社会中的文化的双重面向——国家文化与底层文化——的基础上，分析作为文化代言人的师者在中国底层社会中的存在意义和现实样态，并就乡土社会的反智主义倾向进行解读。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无为政治”的概念，这是指君主“为了君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616406“无为政治”向人们展示了政治权力在中国底层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面向（所谓的“君权不下县”），对于我们认识乡土中国的权力世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秦晖却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亢进所致”。1616407秦晖的“大共同体本位说”无疑是对费孝通“无为政治”概念的重大挑战，按照秦晖的解释，在以君权为代表的大共同体的碾压下，不但个人自由难以保障，甚至是所谓的小共同体（如“宗族”“家族”等）同样也难以生存，“它（小共同体）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1616408实际上，无论是“无为政治”，还是“大共同体本位”，都是对传统中国底层社会众多面向的一个揭示，相较于理论上的“泾渭分明”，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无疑更为含混与缠绕，或许人们不应纠结于权力的“有为”与“无为”，而是应切实看到权力在底层社会的运行本身便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综合系统。

不仅权力的运行过程极为复杂，而且深受权力制约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同样充满了复杂性格，从本质上说，乡土文化在事实上是分层的。按照罗伯特·芮德菲尔德的看法，在一种文明社会中，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众多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就在其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1616409所谓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曾因其论说的“简单”与“独断”而饱受学界诟病，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正是由于这一说法的“简明”与“扼要”，才能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样态，并切实理解师者在这一“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真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