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全球崛起及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在1980年代，对于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变量的兴趣开始复兴”——引发了诞生于英国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环球之旅；198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从英国先后播散到并扎根于澳大利亚、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最终建立起了“三A轴心”（Triple-A Axis）的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因为多数文化研究理论家乃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Fiske：Ⅸ）。所以，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显在地呈现为随着文化理论家的全球流动而播散的特征，比如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从英国移师澳大利亚、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和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欧洲返澳，直接催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形成与迅速壮大则在相当程度上联系着“伯明翰的美国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返美和英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漂流到美国。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散及其“三A轴心”的建立自有多种因素的纠缠，已然播散、正在播散的文化研究在分享其应有的同质性的同时，展现出日渐丰富的异质性与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