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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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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井盐画像砖

另外一种心态是,不管我们民族文化如何,我们都应该对它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情感在里头,这是我们一种最起码的心态。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既不能够自卑,看不起它;也不能够自大,不能认为中国文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认为21世纪的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这不实际,这种做法不能要。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自尊、自信、自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

下面我们来说说中国文化主要探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它都关注些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在整个世界过去的文化格局当中有过几大文明古国。在大概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距现在两千多年以前,在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点,有一批思想家群体,这一批思想家群体在不约而同地关注、思考我们人类共同的话题。这些话题是:自然界是怎么产生的?天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怎么来的?人在自然界中居于什么位置?人和人之间交往为什么要讲诚实、讲诚信、讲道德?人性是善的吗?人性是美的吗?是丑的吗?是恶的吗?他们探讨这些人类共同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共同关注的,而且今后永远会关注的问题,永远要追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答。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关注我们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所以它的思想带有更大的科学性。希伯来文明,还有古印度的文明更关注人和神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就导致了印度文化更多的具有了宗教性特点。而咱们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什么?它不关注神的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文化关注和我们人相关的现实的问题,关注今生今世的问题,关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我们中国文化就带有道德性、人文性。对于人类关注的问题的不同的路向、不同的侧重点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跟印度的文化不一样。梁漱溟写过一本书叫《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讲我们中国文化是中庸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向前推进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向后退的文化。中国文化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当下的问题,它讲的内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关注。比如说天人关系,你说天人关系不是自然界的问题吗?但是中国文化关注自然界,而落脚点却归到人。它讲古代的东西、古代的事情,它的归宿点是现在,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古为今用”,它是为现在服务的。中国文化是关注现在,关注当下。

除了这个,还有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但人性是善还是恶?肯定遇到好事的人说人性善,经历磨难的人说人性是恶的。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答案。你讲人性善,我可以举出很多人性恶的例子来反驳你;你讲人性恶,同样我也可以举出人性善的例子来反驳你。孟子讲人性善。他说人性这种善,就像人的饮食,像人的天性,它是先天赋予的,善是本能,善是本性。荀子讲人性是恶的,正因为人性恶才要用法律规定来约束人。孟子讲的意思是不用法律,而用道德教化人们。这是人性问题。

还有,治理国家到底是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儒家讲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来治国就行了。法家说:错,道德治不了国,要用法律来治国。他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探讨的是治国的问题。

另外,儒家和墨家探讨什么?仁爱和兼爱的问题。儒家讲仁爱。仁爱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都爱,人的爱是有等级的爱,他对父母亲的爱,对兄弟姊妹的爱,对社会上的人的爱,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爱是不一样的。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这种把爱由己推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是咱们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西方文化里,它把自然界看做是什么?自然界和咱们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对立的关系,是二分的关系。自然界是我们人类要战胜的对象、征服的对象,所以我们要人定胜天。这时候自然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物理的世界。但是咱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自然界在我们人的眼里是一幅画,我们和自然界的生物都是“秉受一阳之气而生”的。既然你和动物都是“秉受一阳之气而生”,你们是一类的,只不过类由低到高,草木、禽兽、人,人是最高,但是既然“秉受一阳之气而生”,人就不能损害这些动物、植物的生命,你要把它作为朋友。自然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世界,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是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人伦的关系,鸟兽鱼虫莫不爱,张载说的“民胞物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文化讲人与自然界的爱,与父母的爱,这个爱是有一个序列的。墨家讲兼爱。有一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那么他讲的兼爱,我爱你,你也要爱我,对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情感出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希望你好,你也希望我好,我希望你发财,你也希望我发财。这是仁爱和兼爱的问题。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问题,这些思想在《大学》、《中庸》、《论语》里头,在许多思想家的言论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大学》里的一句话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什么叫庶人?老百姓,咱们就是庶人,从皇帝天子一直到老百姓,都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中庸》里头有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知道了怎么去修身,你才能够去治人,你只有知道了如何去治人,你才能够去治天下国家,把修身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论语》一共有20篇,492章,15900个字左右。《论语》里头关于道德修身、修养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简单地给大家念几句。比如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些官员、领导者,就像风一样,底下的老百姓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刮,草就往哪里倒。这个“鲇鱼”(讲座时途经广州的台风——编者注)往北刮,这树一定是往北倒,这是肯定的。他讲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你做得正了,你不用去指示大家,大家都会跟你去做;“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都做得不正,你怎么教育别人去正?所以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做得好了,谁会做得不好呢?谁都会跟着你做好。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是指什么?君主吗?是,但也包括官员或领导者。你上头讲仁我底下跟着你讲仁,你上头讲义我会跟着你讲义,你上头讲正我底下人跟着你去正。所以孟子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你做得正了,天下的人都会带着孩子背着包裹投奔你。那个时候你治理一个企业,治理一个国家,何难之有?荀子用了一个比喻说,领导者像什么?测定时间的标杆,标杆正影子就正,标杆歪了影子就歪了。管理者就像装水的盘子一样,盘子是圆的,水一定是圆的,盘子是方的,水一定是方的。这些例子,从古代可以举出很多来。比如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叫“修其心治其身,然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我们讲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视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在这些内容上,在这些关系上处理得不好,忽视了自己的道德修养,最后落得个千古骂名。所以孟子还有一句话说“不仁者居高位,是播恶于众也”,不道德的人在领导岗位上是把“恶”播给底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重视道德自律,重视修身,健全完美的人格,对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有很多影响。什么影响?共产党不是率先重视道德问题吗?刘少奇写过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要重视道德修养。我们现在老讲党性修养,这不是一句空话,党性修养的前提、基础应该是道德修养、人性修养。如果一个人不讲道德修养,不讲人性修养,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美丽的谎话、空话。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在你和物质利益、和人的欲望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要把道德放在首位,让道德的阳光看着你,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道德价值优先的观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德服众,这点也很重要。现在很多领导者管理是靠做什么?是靠权力来约束你。这是一种权力影响。但是还有一种影响是非权力的影响,我不是靠我的官职来影响你,是靠我的人格魅力、靠我的道德素养来影响你。我们的周总理就是非常好的榜样和典范。他靠他的人格魅力来影响你,这种影响更持久,因为作为一个部门领导,你现在管着我,我不得不听你的,但是一旦你退了休,你今天退休我明天可以不理你的,你管不着我。但是道德影响、人格影响是持久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道德和才能的关系。现代讲德才兼备,古代讲立德、立功,立言,把德放在第一位。那么德和才究竟有什么差别?“德者,才之帅”,道德是第一位的,道德是才能的核心。所以我们现在讲德才兼备,以德为核心。我们共产党确实把道德看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不过在重视过程中也有很多走形式的东西。现在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操叫“廉洁自律操”。过去跳忠字舞,现在跳“廉洁自律操”,这些东西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了。

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现在复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比如说功利化的现象出现了。各地搞了很多假冒的文化遗产,干吗呢?为了赚钱,为了旅游经济。现在各地有名人之争,争什么?争钱。从老子开始争,老子、庄子是安徽和河南在争,孙子、墨子、诸葛亮、刘备……都成了大家争的对象。山东在争西门庆,现在江苏和山西在争孙悟空的故居。孙悟空究竟在哪?因为娄烦有个花果山,江苏的连云港也有个花果山。还争谁?争李白。四川和湖北在争李白,后来添加进来的是甘肃的天水,我们周边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斯坦居然也加进来争了,都争李白,争李白的故里。为什么争?他有一种心态,我这个县城没人知道,我一争的话,网上炒作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县。这是典型的文化“啃老”。争来争去的就是一种利益之争。他不关心背后这个文化是什么,他只关心这个东西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资金。我们广东那个丹霞地貌,最近也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地方,世界文化遗产申请下来以后,涨价的问题也在争论。这些其实背后是一些利益之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功利化趋向。

还有一种趋向就是低俗化、庸俗化,还有排外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帮博士生,联名上书说西方的节日对中国不好,应该抵制西方的节日。这就是一种排外化的趋向。为什么要抵制?你能抵制得了吗?抵制不了。这是一种文化自大。

还有些现象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叫迷信化、痴迷化。现在很多人学《周易》,学《周易》的目的是去算卦。《周易》是六经之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不是它的术,而是它的道;不是它的算法这种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它的思想。比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思想,一直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周易》拿来算卦是不太好的,“善为易者不占”。现在不少人学《周易》就是想学算卦。你要学算卦,就像你要学化学一样,连最基本的化学分子式都不知道,化学怎么学?你连数学的123456789、加减乘除都不知道,高等数学怎么学?你要学《周易》的算卦,首先要了解基本道理:八卦是怎么来的?六十四卦怎么来的?六十四卦和八卦什么关系?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有什么区别?《河图》、《洛书》是干什么的?你不了解这些东西,如何去学算卦?但是我们很多教学者为了取悦大家,算卦有意思,就把算卦当成了主要内容,基本东西不了解。

还有一种痴迷化的现象,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好。落后的糟粕的东西你一批评他跟你急,你不能说中国文化不好,中国文化一切都好。痴迷化就像某些人信仰宗教一样,完全的痴迷,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复兴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如何在普及过程中把中国文化中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把她好的东西、精华的部分传播开来,这是传播者的一个责任。

当然这些事情是需要慢慢地去做。中国文化复兴到了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的矛盾,仍然还有很多的意见不一致,骂她的人也很多,批判她的、质疑她的人仍然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应该要认同她。即使你批判她、你否定她,也得首先要了解她。你了解它才能反过来批判她。你连中国的东西都不了解,就说中国文化是垃圾,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的宝藏丢掉了,挨家挨户地拿着个破碗,到处去要饭。这种低级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各位同学,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自己找点书看看。我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机会的时候,比如说《三字经》、《弟子规》,那些书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唐诗、宋词也可以拿出来背一背。趁你们年轻,有资本,读点诗,读点词,脑子里留点东西。你一天背一句,一个礼拜背一首诗,你想大学毕业时你能掌握多少首诗。增加一点人文素养、人文气质,这样对你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多好处。现在很多的企业、部门,越来越关注学生的人文素养问题,千万不要做一个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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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够为同学们做一个中国文化的回顾与交流。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学”。“国学”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国学有两重意义,它的原始的意义就是指贵族子弟学校,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才能读书的地方。“国学”在汉代的时候叫“太学”。到元明清的时候叫“国子监”,比如南京有个国子监,北京也有个国子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学校。现在的意思是指一种学术。现在指“学术”这个含义不是从咱们中国开始有的,是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的。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同时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西方文化很强势,尤其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文化。因此日本知识分子就把西方的学术、思想叫做“西学”,日本学术叫“国学”。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把这个概念从日本引到了中国。但是“国学”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到底什么叫“国学”,还没有一致意见。不过总的一点,“国学”是指以咱们中国经史子集、儒释道为主的学术的全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学就等于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怎样更好地理解国学的内容?我们从道、学、艺、术四个层面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道就是价值观的层面,从道的层面上理解国学,儒释道最为重要;从学的层面上来理解,以经史子集为主;从艺的层面上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绘画、建筑、雕刻、音乐,包括我们的茶艺都属于这个层面;还有一个是术的层面,像太极拳、民间医药、民俗文化,就属于术的层面。所以我刚才说国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中国文化。当然,我们讲国学的时候要讲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了,它有糟粕,有精华,我们尽量讲精华的部分。

我们讲中国文化主要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强势文化。我们有“文景之治”,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有“康乾盛世”。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仰望中国,看我们中国就像咱们中国人现在看美国、看法国、看日本一样,非常强势。但是中国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西方列强成为一种文化强势以后,开始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开始落后了,我们的文化开始成为弱势文化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大家学过历史,《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还有《辛丑条约》,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诸位同学知道从1842年到1901年我们中国跟列强签订了多少条约?1000多项。平均一年签多少?17项左右。一签不平等条约就要割地、赔款。咱们广州属于最早的通商口岸,《南京条约》把它“开”了。很快别人到中国来就不客气了,就像进他们家一样,不用敲门的,条约规定了。所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几千年的强势逐渐地走向弱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作比喻,如果用五百年我们与世界各国来赛跑的话,前四百年我们中国是遥遥领先,所以韩国文化、日本思想完全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西方,在16~18世纪,形成了一股中国文化热,都是受我们中国的影响。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的旗手,思想界的领袖,他每天要供奉谁?供奉孔夫子。他甚至把《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

但是坦白说,前面的辉煌在近代成了过眼云烟。中国一步一步走向贫穷、落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一种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心态占了主流。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文化导致了近代落后、挨打,孔夫子、儒家思想导致了我们近代积弱积贫。把这个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孔夫子和儒家文化的身上。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间,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先觉者,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你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找不到,只有在我们中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才有对自己的文化的这种反思。

这个反思的结果,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时期。这段时间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的思考、评判以什么为主?批判、反对、践踏,这是主流。洪秀全,广东人,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用基督教的思想,来反对儒家的思想。那个时候,四书五经是不能读的,孔子的牌位是要毁坏掉的,什么佛寺道观一概毁坏。那个时候基督教是强势文化,他们成立了拜上帝会,用基督教文化来反对儒家文化。这是从农民起义军的角度来反对儒家思想。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思想。因为我们落后,西方强势。西方的民主、科学、人权、平等、博爱等思想传过来了。西方的很多思想学说也传到了中国,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马克思的,都来了。好的坏的泥沙俱下,咱们中国人都不了解。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把西方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思想给对立起来了,认为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不可调和的,是矛盾的,是针尖对麦芒的,这就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它和中国传统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没有绝对的阴也没有绝对的阳。我们看阴阳图,黑的里面有一个白点,白的里头有个黑点,黑点扩大了,白点就占少数了。我们现在是下午两点半,实际上是阴气在增加,阳气在减少。它完全是黑夜吗?黑夜中依然含有阳光,依然含有明亮。所以没有绝对的阴,也没有绝对的阳。“五四”时期,还给我们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打倒孔家店”,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对传统的东西予以否定。只要是传统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这两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反传统”,一个是“非此即彼”——到今天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否定达到了极致。

我们把传统完全当做“封资修”。这个概念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还有所谓“四旧”。什么叫“四旧”?旧的思想、旧的文化、旧的风俗、旧的习惯。后来还要反对什么?反对孔子。孔子成了复辟狂,成了吹鼓手,成了寄生虫,成了丧家犬。所以在“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可以说遭到的厄运和灾难远远超过秦始皇时候的焚书坑儒。我们这个年龄段以及比我们大一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受“文革”的影响。那个时候任何人的价值都没有,传统被否定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是在“文革”时期的激烈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几代人对传统对民族文化的不了解。

还有一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诸位还没有出生。“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那个时候是“闭关锁国”的。1949~1978年可以说中国是“闭关锁国”的,咱们广东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前沿阵地。那之前我们宣传的西方是什么样的?西方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台湾人民是怎么样的?台湾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人民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有一幅宣传画叫“解放军叔叔快来解放台湾受苦受难的小朋友吧”。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腾飞。我们的宣传完全是一个误导的宣传。

改革开放呢?对内要改革,对外要开放。国门大开,西方的、港台的东西都来了。那时候要是有个三洋录音机,牛啊。很多人穿着喇叭裤,拿着那个三洋录音机,非常的时髦,都是西方传来的,那时候咱们就感觉西方的东西并不像咱们宣传的那样,台湾的东西也不像咱们宣传的那样,人家要比咱们先进得多,人家的生活用品要比我们好得多、精致得多。在社会上就逐渐会有一批人,主要是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在高校里头就说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比,咱们不如人家。中国的长城、中国的故宫是什么?是封建堡垒。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封建的黄土文化,中国的文明是落后的黄土文明,西方是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西方文明现在先进,中国文明落后,怎么办?咱们应该把中国的文化抛弃掉,全盘地走西方的道路,走向西方,全身心地拥抱西方蔚蓝色的文明。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在大陆电视节目上有一个非常轰动的电视政论片叫《河殇》。《河殇》就是否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国走西方化的道路。如果你们生活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大学生以什么为时髦?拿一本康德的书,拿一本黑格尔的书,什么《小逻辑》,什么《精神现象学》,很时髦。不管理科文科都在读这个。读叔本华、读尼采、读萨特。为什么?西方的文化好,中国的文化不行。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对我们自身的民族的文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仇恨、否定、批判的态度。这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几代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了解。

老子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周易》说:“否极泰来。”如果说中国文化不可能长期这样否定下去,在一段时间的否定之后它一定会有一种拐点,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迎来了这个拐点。这个拐点是怎样形成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反思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开始心平气和地、理性地来对待我们的中国文化,做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决定。所以直到今天,这20年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

这个复兴的过程在民间表现出来的就是诵读经典。包括很多的学堂、书院等民间机构组织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很多人都在主动地去诵读、学习,了解我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在高校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国学院,有的是恢复国学院。像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是恢复国学院,像北大、武大的国学院就是新成立的。咱们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也是占了先。占什么先?国学院在高职学院中是第一家。高校里的国学院,我们说四年制的本科院校就有,像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都有,但是在这种高职学院中我们是第一家。以后要写国学的发展史,我们学院会留下一笔的。这是学校的领导顺应了我们这个民族复兴的大势。如果他不感兴趣,他会认为搞这个东西干吗?我们学理工科的,我们学计算机的、学食品的、学建筑的,我们搞这个东西干吗?其实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进来都要学传统的东西,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中最最基本的东西。这是一个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我知道我们这个学校是把国学课作为一个公共课来开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智慧的选择。除了课程以外,高校里相关学术活动也非常多。人大、北大、清华,每周六周日都有各种各样的国学讲座。所以我跟我们党校的研究生、博士生说:“你们周六或者周日,每个月找一到两次时间就泡在人大或者北大,蹭课去。”因为党校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较封闭。你到高校去,跟人家高校学生交流,看看人家在想什么,看看人家在关注什么。所以高校是弘扬国学、研究传统文化的基地,是一个大平台。

除了高校以外,我们的政府部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过去政府部门主流是反传统,不敢做传统文化。现在他们也开始大力弘扬传统。比如说祭祀,很长时间我们是不敢祭祀的,这“封资修”的东西谁敢祭祀,你祭祀这东西不是复辟吗?不行!但现在我们开始祭祀伏羲、老子、孔子、黄帝、炎帝,祭祀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和古圣先贤,而且各类祭祀活动都开始由民间转向官方了。尤其是祭祀孔子,不光是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共同祭祀,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一起共同祭祀孔子。孔子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还有孔子学院,中国现在有多少孔子学院和孔子教室?大概有近700所了。世界各地现在还有许多国家、许多高校向中国要求开办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开办了以后,我们中国和世界就有了一个桥梁,让世界了解咱们中国,咱们中国也更多地去了解世界,这是一个沟通的平台。

另外一个是节日。大家知道有很多节日。过去不管是中国的节日还是西方的节日咱们都办过。我那个年代过的春节叫革命化的春节,过春节都是赋予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很多西方的节日,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引进到我们中国来。那么咱们中国的节日好不好?非常好。咱们中国有很多节日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说到情人节,咱们古代有一个节叫上巳节,上巳节现在在日本还有,就是女儿节。上巳节是农历三月初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在《诗经》的《溱洧》篇里,就描写了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三,相当于阳历的4月份,春暖花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年轻的男男女女在水边,在旷野上嬉戏,然后互相赠送礼品,表达爱慕之情,这不是一种节日吗?不是一种和情人相会的节日吗?《诗经》到现在经历了2500多年,几千年前我们就有这种节日了。

还有元宵节,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咱们的情人节,咱们的狂欢节。你说它是情人节,凭什么?大家注意过欧阳修写过一首诗么?“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影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是不是和情人之间相会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感悟它。那么说是狂欢节有没有道理?元宵节也可以说是狂欢的日子。大家知不知道辛弃疾写过一首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一夜在那里狂欢啊!“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不光巴西有狂欢节,中国也有狂欢节啊。

还有七夕,咱们中国的七夕节是一个情人节,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们可以看秦少游这首词:“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星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关于传统节日,包括春节,王安石写过一首诗,非常有名。还有农历九月初九,上礼拜刚过去的重阳节,看看王维的诗,看看杜甫的诗,看看李清照的词,非常多。我们的节日有非常深的文化内涵。但是过去反传统,把我们这些节日全部反掉,以至于现在我们只会过西方的洋节。我们讲现在中国文化复兴以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近二十年来,对中国文化开始认同和价值肯定以后,中国的节日逐渐又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开始重视它了。2005年韩国拿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对中国人刺激很大。所以2005年之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重视我们的节日,把我们的传统节日纳入了法定节假日。已经有三个成为法定节假日了,现在又有代表提出来要加上重阳节、元宵节,各种各样的提案都出现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节日。

还有一个教师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说一下。教师节是我读研究生那年设立的,日期是9月10号。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我国台湾地区的教师节是什么时候?9月28号,孔子诞生的日子。这个9月10号,有点不伦不类。所以现在很多的教授、高校都呼吁把9月28号作为我们的教师节。上个月,一些很著名的国学院的院长和知名教授,包括北京大学的杜维明、清华大学的陈来、武汉大学的郭齐勇等,他们发起呼吁,建议把9月28号作为尊师日。现在一时半会儿没法把9月28号定为教师节,设定一个尊师日还是可行的。但是尊师日千万别成为送礼日,教师节已经被搞成一个送礼节,很不好。老师最希望的是学生如何把人做好,如何把自己学业搞好,他不会关心你过节送礼的。所以中国节日现在逐渐要恢复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曾经拥有过的非常繁盛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节日文化中。

另外我们简单说一下文化遗产日。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咱们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日。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流失在海外的也非常多。现在世界上有200个左右的博物馆收藏有中国的文物,大概有160万件。加上散藏在民间的大概超过1700万件。光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从大陆带过去的50万件文物。谁带过去的?蒋介石。当然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带过去也未必不是好事。为什么呢?没有带过去,这50万件文物很多在“文革”时期可能就消失了。再比如在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我们中国大概23000件文物。像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一般人的家庭中收藏了我们中国大量的文物,那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当强盗的时候,从咱们中国抢去的。这个文化遗产日就是让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要知道、爱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爱护我们的传统珍贵的遗产。

这20年来,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民族,都处于这种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应该说,现在讲“国学普及”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内。再过20年,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成长起来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国家的管理者,那个时候他们和现在这些四五十岁的、受“文革”影响的人就不一样。现在对这批人还要普及,还要告诉他什么是四书五经,什么是儒家思想,什么是佛教思想,什么是道家思想。以后把我们中国文化的东西都纳进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让我们的儿童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不至于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无知、不了解。那时候就不用普及了。所以说中国20年以后就不会再谈普及问题了,要说普及也已经是小范围的,再不会大规模地普及了。也不会有这么多老板、官员千里迢迢坐着飞机、拿着钱花时间来学中国传统,学《老子》、《周易》,不会的。这是我们的历史造成的。

那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一个方面,我们讲中国的文化,两千年的文化,它是有好有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继承下来。什么是好的东西?“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等等,中国重视孝道,重视道德,重视教育,这是咱们中国文化优秀的东西。另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还有“民贵君轻”、重视民生问题,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希望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学习中去借鉴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已经非常重视这些内容了,非常自觉地汲取这种智慧,非常自觉地继承它,它们已经转化为共产党人安邦治国的强大的思想资源。

但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也一定会有糟粕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说这些不好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人独特的官场文化;奴仆观念,产生了很多奴才;缺乏科技创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讲守成,不太讲创新,这是一种落后的东西;重视农业,忽视商业——“重农抑商”,古代商业地位很低,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另外我们重视群体,忽视个体的人,这点跟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的海洋文化确实很培养人的独立精神、个人的竞争意识。但是我们中国比较重视群体,你个人的价值往往是通过群体体现出来的。我们举个例子。去年的冬奥会上,周洋获得了冠军,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说:非常感谢她的父母亲。回去后这话遭到了领导的批评:你怎么第一个先感谢你的父母亲呢?后来她不是改口了吗?记者再采访她,她说:“我第一个要感谢我的国家,然后要感谢我的队友,第三个要感谢我的教练,第四要感谢我的队医,第五要感谢我的父母亲。”把她的父母亲放最后了。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你的个人价值往往是体现在群体中。现在我们看年终的总结往往最明显,“在中央的领导下、在省里的领导下”,如果你在市里的话,你一定会写“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然后你再说取得了某某成绩。这是一种重群体忽视个体的做法,也有负面作用。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好的东西来,所以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应该是什么。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没有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可能会亡种,亡种更可怕。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我们实现了现代化,我们科技高速发展了,但是你还是中国人吗?我们科技发展,民族文化没了,我们是谁?我们会有这个疑问的。所以中国的民族的文化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根脉。我们不能斩断我们的根脉,否则我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就成了孤魂野鬼。土耳其就是这样。它走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把自己的伊斯兰文化斩断了,斩断了以后土耳其完全西方化了,语言都西方化了,不准用阿拉伯语去写了。这个时候土耳其自以为它是西方化的国家了,要加入欧盟。但从1987年到现在20多年,那么多国家都加入了,土耳其到今天都还没有加入欧盟。西方人不认为你是他们西方国家,你就是个亚洲国家,你是伊斯兰文明,我西方是基督教文明,我能够接纳你吗?土耳其人今天后悔了,自己的文化斩断了,儿童不懂得读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典了,完全西方化了。现在又回过头来和我们中国一样重新学习民族的东西。所以一个民族不能够把自己的文化根脉斩断,从年轻的时候要培养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了解。

勾栏百戏说图 壁画(宋代)

汉代井盐画像砖

另外一种心态是,不管我们民族文化如何,我们都应该对它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种情感在里头,这是我们一种最起码的心态。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既不能够自卑,看不起它;也不能够自大,不能认为中国文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认为21世纪的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这不实际,这种做法不能要。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自尊、自信、自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

下面我们来说说中国文化主要探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它都关注些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在整个世界过去的文化格局当中有过几大文明古国。在大概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距现在两千多年以前,在世界上不同的文明点,有一批思想家群体,这一批思想家群体在不约而同地关注、思考我们人类共同的话题。这些话题是:自然界是怎么产生的?天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怎么来的?人在自然界中居于什么位置?人和人之间交往为什么要讲诚实、讲诚信、讲道德?人性是善的吗?人性是美的吗?是丑的吗?是恶的吗?他们探讨这些人类共同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共同关注的,而且今后永远会关注的问题,永远要追问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答。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关注我们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所以它的思想带有更大的科学性。希伯来文明,还有古印度的文明更关注人和神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就导致了印度文化更多的具有了宗教性特点。而咱们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什么?它不关注神的问题,“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文化关注和我们人相关的现实的问题,关注今生今世的问题,关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我们中国文化就带有道德性、人文性。对于人类关注的问题的不同的路向、不同的侧重点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跟印度的文化不一样。梁漱溟写过一本书叫《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讲我们中国文化是中庸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向前推进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向后退的文化。中国文化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当下的问题,它讲的内容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关注。比如说天人关系,你说天人关系不是自然界的问题吗?但是中国文化关注自然界,而落脚点却归到人。它讲古代的东西、古代的事情,它的归宿点是现在,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古为今用”,它是为现在服务的。中国文化是关注现在,关注当下。

除了这个,还有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但人性是善还是恶?肯定遇到好事的人说人性善,经历磨难的人说人性是恶的。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答案。你讲人性善,我可以举出很多人性恶的例子来反驳你;你讲人性恶,同样我也可以举出人性善的例子来反驳你。孟子讲人性善。他说人性这种善,就像人的饮食,像人的天性,它是先天赋予的,善是本能,善是本性。荀子讲人性是恶的,正因为人性恶才要用法律规定来约束人。孟子讲的意思是不用法律,而用道德教化人们。这是人性问题。

还有,治理国家到底是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儒家讲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来治国就行了。法家说:错,道德治不了国,要用法律来治国。他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探讨的是治国的问题。

另外,儒家和墨家探讨什么?仁爱和兼爱的问题。儒家讲仁爱。仁爱不是说什么样的人都爱,人的爱是有等级的爱,他对父母亲的爱,对兄弟姊妹的爱,对社会上的人的爱,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爱是不一样的。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这种把爱由己推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是咱们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西方文化里,它把自然界看做是什么?自然界和咱们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对立的关系,是二分的关系。自然界是我们人类要战胜的对象、征服的对象,所以我们要人定胜天。这时候自然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物理的世界。但是咱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自然界在我们人的眼里是一幅画,我们和自然界的生物都是“秉受一阳之气而生”的。既然你和动物都是“秉受一阳之气而生”,你们是一类的,只不过类由低到高,草木、禽兽、人,人是最高,但是既然“秉受一阳之气而生”,人就不能损害这些动物、植物的生命,你要把它作为朋友。自然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世界,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是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人伦的关系,鸟兽鱼虫莫不爱,张载说的“民胞物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文化讲人与自然界的爱,与父母的爱,这个爱是有一个序列的。墨家讲兼爱。有一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那么他讲的兼爱,我爱你,你也要爱我,对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情感出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希望你好,你也希望我好,我希望你发财,你也希望我发财。这是仁爱和兼爱的问题。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问题,这些思想在《大学》、《中庸》、《论语》里头,在许多思想家的言论中都有鲜明的体现。《大学》里的一句话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什么叫庶人?老百姓,咱们就是庶人,从皇帝天子一直到老百姓,都把道德修养放在第一位。《中庸》里头有一句话,一个人只有知道了怎么去修身,你才能够去治人,你只有知道了如何去治人,你才能够去治天下国家,把修身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论语》一共有20篇,492章,15900个字左右。《论语》里头关于道德修身、修养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简单地给大家念几句。比如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些官员、领导者,就像风一样,底下的老百姓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刮,草就往哪里倒。这个“鲇鱼”(讲座时途经广州的台风——编者注)往北刮,这树一定是往北倒,这是肯定的。他讲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你做得正了,你不用去指示大家,大家都会跟你去做;“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都做得不正,你怎么教育别人去正?所以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做得好了,谁会做得不好呢?谁都会跟着你做好。

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是指什么?君主吗?是,但也包括官员或领导者。你上头讲仁我底下跟着你讲仁,你上头讲义我会跟着你讲义,你上头讲正我底下人跟着你去正。所以孟子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你做得正了,天下的人都会带着孩子背着包裹投奔你。那个时候你治理一个企业,治理一个国家,何难之有?荀子用了一个比喻说,领导者像什么?测定时间的标杆,标杆正影子就正,标杆歪了影子就歪了。管理者就像装水的盘子一样,盘子是圆的,水一定是圆的,盘子是方的,水一定是方的。这些例子,从古代可以举出很多来。比如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叫“修其心治其身,然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我们讲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视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在这些内容上,在这些关系上处理得不好,忽视了自己的道德修养,最后落得个千古骂名。所以孟子还有一句话说“不仁者居高位,是播恶于众也”,不道德的人在领导岗位上是把“恶”播给底下。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重视道德自律,重视修身,健全完美的人格,对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有很多影响。什么影响?共产党不是率先重视道德问题吗?刘少奇写过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要重视道德修养。我们现在老讲党性修养,这不是一句空话,党性修养的前提、基础应该是道德修养、人性修养。如果一个人不讲道德修养,不讲人性修养,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美丽的谎话、空话。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在你和物质利益、和人的欲望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要把道德放在首位,让道德的阳光看着你,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道德价值优先的观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德服众,这点也很重要。现在很多领导者管理是靠做什么?是靠权力来约束你。这是一种权力影响。但是还有一种影响是非权力的影响,我不是靠我的官职来影响你,是靠我的人格魅力、靠我的道德素养来影响你。我们的周总理就是非常好的榜样和典范。他靠他的人格魅力来影响你,这种影响更持久,因为作为一个部门领导,你现在管着我,我不得不听你的,但是一旦你退了休,你今天退休我明天可以不理你的,你管不着我。但是道德影响、人格影响是持久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道德和才能的关系。现代讲德才兼备,古代讲立德、立功,立言,把德放在第一位。那么德和才究竟有什么差别?“德者,才之帅”,道德是第一位的,道德是才能的核心。所以我们现在讲德才兼备,以德为核心。我们共产党确实把道德看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不过在重视过程中也有很多走形式的东西。现在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操叫“廉洁自律操”。过去跳忠字舞,现在跳“廉洁自律操”,这些东西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了。

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现在复兴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现象,比如说功利化的现象出现了。各地搞了很多假冒的文化遗产,干吗呢?为了赚钱,为了旅游经济。现在各地有名人之争,争什么?争钱。从老子开始争,老子、庄子是安徽和河南在争,孙子、墨子、诸葛亮、刘备……都成了大家争的对象。山东在争西门庆,现在江苏和山西在争孙悟空的故居。孙悟空究竟在哪?因为娄烦有个花果山,江苏的连云港也有个花果山。还争谁?争李白。四川和湖北在争李白,后来添加进来的是甘肃的天水,我们周边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斯坦居然也加进来争了,都争李白,争李白的故里。为什么争?他有一种心态,我这个县城没人知道,我一争的话,网上炒作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县。这是典型的文化“啃老”。争来争去的就是一种利益之争。他不关心背后这个文化是什么,他只关心这个东西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资金。我们广东那个丹霞地貌,最近也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地方,世界文化遗产申请下来以后,涨价的问题也在争论。这些其实背后是一些利益之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功利化趋向。

还有一种趋向就是低俗化、庸俗化,还有排外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帮博士生,联名上书说西方的节日对中国不好,应该抵制西方的节日。这就是一种排外化的趋向。为什么要抵制?你能抵制得了吗?抵制不了。这是一种文化自大。

还有些现象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叫迷信化、痴迷化。现在很多人学《周易》,学《周易》的目的是去算卦。《周易》是六经之首,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影响不是它的术,而是它的道;不是它的算法这种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它的思想。比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思想,一直影响我们这个民族。《周易》拿来算卦是不太好的,“善为易者不占”。现在不少人学《周易》就是想学算卦。你要学算卦,就像你要学化学一样,连最基本的化学分子式都不知道,化学怎么学?你连数学的123456789、加减乘除都不知道,高等数学怎么学?你要学《周易》的算卦,首先要了解基本道理:八卦是怎么来的?六十四卦怎么来的?六十四卦和八卦什么关系?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有什么区别?《河图》、《洛书》是干什么的?你不了解这些东西,如何去学算卦?但是我们很多教学者为了取悦大家,算卦有意思,就把算卦当成了主要内容,基本东西不了解。

还有一种痴迷化的现象,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好。落后的糟粕的东西你一批评他跟你急,你不能说中国文化不好,中国文化一切都好。痴迷化就像某些人信仰宗教一样,完全的痴迷,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这些我们都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复兴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如何在普及过程中把中国文化中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把她好的东西、精华的部分传播开来,这是传播者的一个责任。

当然这些事情是需要慢慢地去做。中国文化复兴到了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的矛盾,仍然还有很多的意见不一致,骂她的人也很多,批判她的、质疑她的人仍然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应该要认同她。即使你批判她、你否定她,也得首先要了解她。你了解它才能反过来批判她。你连中国的东西都不了解,就说中国文化是垃圾,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把自己家里的宝藏丢掉了,挨家挨户地拿着个破碗,到处去要饭。这种低级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各位同学,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自己找点书看看。我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机会的时候,比如说《三字经》、《弟子规》,那些书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唐诗、宋词也可以拿出来背一背。趁你们年轻,有资本,读点诗,读点词,脑子里留点东西。你一天背一句,一个礼拜背一首诗,你想大学毕业时你能掌握多少首诗。增加一点人文素养、人文气质,这样对你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多好处。现在很多的企业、部门,越来越关注学生的人文素养问题,千万不要做一个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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