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出发，在文学工作者队伍建设上，打破“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这种行为的垄断，大力推进工农兵创作，从工农兵中培养、造就作家，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一个有特色的重要内容。

直到“文革”为止，这一政策坚持不懈，从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专业与业余并举、工农兵作者与文化人作者“两条腿走路”的文学景观。在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奉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东欧各国，似乎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或接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文化人，强烈持有一种思想乃至能力上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头脑是空洞的，缺乏真正的创造力。这种看法，发展到“文革”，就是对教育制度的尖锐质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但首先受到这种影响的却是文学，并且只有文学。在文艺大多数其他门类，如音乐、电影、舞蹈等，由于专业性强，无从推行“两条腿走路”，工农兵音乐家、工农兵舞蹈家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文学中的“工农兵作者”却由来已久，蔚为壮观。

1942年，《讲话》提出了“工农兵方向”，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从这个“为”字来说，《讲话》眼中的创作主体，还是以专业、知识分子作者为限。但是，理论有其实践性，当进入实践后，它往往会自行发展，衍生新的含义。

我们看到，《讲话》贯彻过程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悄然出现了让工农兵登上文艺创作舞台、充当文艺“主人”的做法。延安知识分子作家在思想改造中，把向工农学习，落实到行动上，以辅助的姿态，帮助工农从事创作，从而出现“工农写工农”的新事物。在他们的帮助下，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变成了诗人、作家，虽然执笔者或许并不是他们本人，而是由文化人记录之后加以整理，但产生出来的作品却被认为是他们的。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此文可视为一个标志，宣告“工农兵文学创作”的诞生，由此，未来几十年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正式走入人们视野。

“工农兵作者”萌芽于延安时期，不过，战争年代不能提供稳定环境，所以这种现象的大发展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后。1950年代起，不仅有环境作保障，而且积极扶持、有计划地培养“工农兵作者”，更成为一项制度。

这项制度的实施，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始终保持，形成专业、业余两支文学队伍。而依据不同时期文学管理思想，并由于国家政治形势所带来的文学政策变化，两支队伍分别受到的重视，程度不一，互有沉降。有的时候，侧重点放在专业队伍建设上，有的时候，对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推崇则是压倒性的。这形成了共和国文学史特别有趣的一个面貌，从中可以看见许多内在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