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北京及很多省市举行了多种纪念与学术研讨会。此外，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还有：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首届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讨论会、唐弢学术讨论会、叶圣陶文学活动研讨会、杨骚学术讨论会，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和香港第三届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等。

1992年3月3日至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请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了唐弢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对唐弢的精神品格和严谨学风，创作成就和学术贡献，进行了细致、广泛而深入地研讨。唐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和散文作家，又是鲁迅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有研究者指出，首先，唐弢身兼作家与学者，有一个从主要作为作家向主要作为学者的转移和变化。作为作家。他创作的议论性杂文具有抒情性的特点，而他的抒情性散文则闪烁着一些哲理的光辉，他的叙事散文既有抒情又有议论。这些都形成了他的各类体裁的散文的特色。与此同时，他以主要精力来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从广义上讲，他的研究从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其次，唐弢与其他身兼作家和学者的人不同，他所研究的，正是他原来亲自参与的那些文学活动。因此，在他眼里，现代文学这段历史是与作品之外、文学材料之外的广阔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唐弢是自学成材的。自学所养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之可以不断地超越环境和超越自我；而自学所养成的自由自在地游刃于中外古今知识海洋里的习惯，又使他具有十分广泛的知识修养。他的研究论文对于艺术的敏锐而精细的感受和分析，更显出作家特有的眼光。有研究者认为，唐弢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提出的五点原则，特别是强调要采用第一手材料，强调要写出时代气氛，强调要运用“春秋笔法”这几条，不仅对纠正当时“左”的倾向，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唐弢作为深知创作甘苦的作家，对研究对象的审美评价的精当、公允，在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可以说是“并世无第二人”。有的研究者还对唐弢的《落帆集》进行了研究，认为“诗性的心灵”是唐弢一切写作的核心。唐弢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这就是何以他的杂文、散文乃至论文都表现出一种他所有的诗情，一种“诗性的智慧”的缘故。唐弢重视的并非外在的具有韵文形式的东西，而是在自由的形式里边诗人构思的自由，他宁愿把诗人的内质放在散文的形态里。《落帆集》渗透着一种内在的诗的精神，它所表现出来的作者那种人生体悟的深邃性，使它具有一种凝重的庄严感和一种体会不尽的无恨的意蕴。通过讨论会，与会者对唐弢为人为文和治学治史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唐弢的逝世，是继李何林、王瑶之后，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蒙受的又一重大损失。大家认为，如何清理、研究、总结唐弢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正是后来者不容推卸的责任。

4月9至11日，香港第三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在岭南学院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香港学者外，还有大陆、台湾以及来自日本的学者。研讨会的内容据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分为新文学的传统、鲁迅研究、戏剧与电影、台港文学、三、四十年代文学5个部分。就新文学的传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胡适和郭沫若的戏剧开始，一直到曹禺和张爱玲的作品，可以看到前者是反传统、反迷信，而后者却将命运的神秘性重新带进来。这是一个由探索社会制度转向探索个人内心的过程，而田汉和郁达夫就是这个过程的“中点”。有的学者从叙事语意学的角度，分析比较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与F.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传》这两篇故事的结构模式。有的学者还以西方“自我”的观念来重新阅读巴金的《家》，集中讨论了觉慧在《家》的成长过程。经过两天半的研讨，与会者对所论及的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研究的态度、方法，以至于理论的应用，每篇论文都独具特色。接受美学、现代主义文论、殖民主义文论、社会心理学的阅读、叙述学、符号学等理论，甚至是史料学的方法，都应用在讨论和研究方面。

4月下旬，《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讨论会在青岛召开。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与青岛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江苏、吉林、河北等地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由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会议围绕《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成败得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由此深入到对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写作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争辩。关于《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价值，与会者普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与会者认为，如果把五十年代出版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称为开创性的第一代，把八十年代出版的一批刷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称作第二代，那么这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则是进入第三代的一个标志。它创造了全景式主体化的现代文学史体系。从编写体例上看，上编是“历史过程”，中编是“创作现象”，下编是“历史整合”，这就彻底突破了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所流行和固定了的编年体与文体评述的结合和编年体与作家评传的结合两大模式。对于该书中编“创作现象”，与会者认为这是全书最有创造性的所在。有人强调：正是由于用“创作现象”来把握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历程，这才从根本上置换了以往史著体例上的文体评述和作家评传这两大旧模式；也正是由于以“创作现象”作为全书的撰写重心，这才实现了变以往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功利内容的关注而为对文学自身内容的真正关注。关于该书的不足，有与会者认为，由于该书以“创作现象”为中心，象鲁迅、郭沫若等创作“大家”被分割到不同的创作现象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一些著名作家的完整性。还有与会者提出，第三编“历史整合”的社团流派、文学批评、文学体式三部分内容与前两编的内容缺乏更为合理而有机的编排。另外，由于集体写作，写作风格和观点有一定出入，而且不同章节的写作水平也相差较大。关于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多数与会者认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没有在编写体例上把几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做历史的切割，而是做为一个整体的“创作现象”来贯穿，这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也为相邻学科的打通奠定了基础。有与会者在发言中讲，这部书上编第一章将新文学的历史背景上溯到明朝中叶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最初萌芽，这是以往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所未有的创见，这就引发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探索目光要向上大大伸展。也有与会者不同意似这样无休止的上溯，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上限最多只能停留到“戊戌维新”，因为前此文学的根本精神和表现方式都是古典的。由这部史著还引起了与会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范畴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一范畴不够科学，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没有多少根本区别，还是“五四”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阶段。也有人认为不必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取代“中国现代文学”，后一范畴不仅已约定俗成，而且更准确。这里的“现代”不仅与史学界相一致，而且更能揭示这段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8月21至25日，首届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语言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德国、韩国、匈牙利、瑞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学者同我国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80余篇，并以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等形式就老舍研究进行了自由、热烈、深入的探讨。从文化角度研究老舍仍是这次讨论会的重要内容，有的研究者把老舍的文化观念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结合起来论述；有的研究者把老舍文化心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归结为近现代满汉文化、平民文化与学院文化、中外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东欧和俄罗斯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四种文化冲突。认为老舍在这些文化冲突中寻找、重建自己，因此他的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许多与会者将老舍与外国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乃至中国古代作家作比较分析，拓宽了老舍研究的视野。有的研究者从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基本内容与细节、体裁与具体写法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老舍《猫城记》与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者将明末清初李渔的短篇小说《夏宜楼》与老舍的短篇小说《眼镜》作了比较研究；有的还从文学史视角比较分析了老舍与赵树理这两位作家，就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问题、文学创造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与民间民族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论述。关于老舍与宗教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从老舍作品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老舍知道有一种基督教的形式，比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外国传教士的布道方式为好，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有的研究者认为，老舍是基于对基督教正义精神的认同而走进教堂，所以他要改造教堂，作品中有关于教堂的批判性描写。有的研究者还认为，老舍信基督教。他不仅是个信徒，而且对《圣经》有自己的深透理解。他将真理作为上帝的本质，重视上帝的道德属性，追求完善。他将基督道成肉身看成是救世主对世人的感化，将耶稣作为楷模，是他舍身救世的内因。基督教的世界大同是老舍的理想。许多与会者还对老舍的作品或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在微观研究方面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有的研究者详尽地研究了“压根儿”这句北京语在老舍作品中的不同使用与不同艺术效果；有的专论《骆驼祥子》中动词运用的几个特点，探讨了老舍作品中遣词炼字的炉火纯青功力。有的考察了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从“奴仆性”、“爪牙性”、“奴仆性”与“爪牙性”的统一三个方面把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分为三类，并由此达到对历史、时代以及老舍创作心理的新认识；有的通过对《骆驼祥子》中时间问题的考察，确认祥子的年龄、祥子与虎妞的年龄差距，从而肯定了老舍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并且为从人性角度解释祥子的悲剧提供了根据。此外，一些研究者还就老舍的文艺思想、老舍作品的外文翻译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讨论会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理论探讨与史实考证并重、深度与广度统一、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诸方面，均有较大程度突破。

9月4日，纪念马宗融诞辰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宁夏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等七家联合举办。马宗融生前友人以及来自宁夏、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六十余位学者、编辑、回族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了座谈会。马宗融1892年诞生于四川成都，是优秀的回族翻译家、作家、学者、文化活动家、回族文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驱者，1949年病逝。与会者对马宗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最早向中国评介法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第二，作为回族文学、回族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对促进回汉团结、促进回族文化和非回族文化的交融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三，作为散文、杂文作家，疾恶如仇，贴近现实，学习、继承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作品富于战斗性。会议还谈到了填补现代回族文学史这一空白问题。

9月15至19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河南大学中文系发起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在河南开封举行。8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就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趋势与阶段特征、文学思潮的内涵与特质、文学思潮研究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及其特有的思想方法与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学思潮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一种具有群体性特征的文学现象。它覆盖笼罩个体，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潮有着密切地联系，并具有极强的变幻流动性。文学思潮可分为表现形态与思想内涵两个层面，前者以文字符号的形态凝固下来，后者蕴含于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情感方式、艺术风格之中。文学思潮的研究，应是由表现形态渐及思想内涵的综合性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学思潮研究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史研究角度和写作模式，其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操作中的两个相关的程序——整合和分疏上。一方面，作为对某些超个人的，以至于超流派、跨时期的文学共同现象的探索，思潮研究比其它研究方式更趋向于较大的整体概括和宏观把握。但如何使这种概括和把握更具有充分的理由和充实的内容，而不流于大而无当或貌合神离，这其间对整合的要求也就特别高而其难度也特别大。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文学思潮本身的发展实际特别复杂，诸如繁多的名目，急剧的更迭，混乱的夹缠，名实的乖违，接受中的损益，创作中的综合，发展中的变异，以及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学术思潮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等，使得分疏的工作成为文学思潮研究中最令人头痛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整合在文学思潮研究中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是有整体建构性的意向，而分疏则赋予整合以坚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关于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总体趋势与阶段特征，有的研究者指出，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上规定与制约着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家的感情范围和感知创造，同时，也给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巨大的热情和自觉参与历史变革的进程，与民族文明进步息息相关，成为近两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鲜明的历史特色。与之相适应，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阵痛与脱变中，逐步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而在中国文学二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文学思潮发展的战争背景。有的研究者认为，从“五四”到1949年间的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一种走向十字街头的文学，而不是走向象牙之塔的文学，作品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性，悲剧色彩浓于喜剧色彩。这一时期的作家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把文学服从于民族革命，严峻焦虑地描绘社会现实。有的研究者认为，“五四”后的文学思潮，较长时期以来被简化了。如果认真深入地触摸原始材料，我们就有可能得出若干新的结论。如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研究者们注意过“为人生的文学”这一思潮，也注意过“为艺术的文学”这一思潮，但对是否存在过“为生命的文学”这一思潮，则并未给予注意。其实，在创造社、在文学研究会以及沈从文、京派作家笔下，这种“为生命的文学”的思潮达到了相当自觉甚至是汹涌澎湃的程度。五四时期，表现主义的文学思潮也同样存在。有些研究者还分别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受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苏联、日本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讨论了1994年年会、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库和中国现代文学基金会等问题，修改了研究会章程，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大会还就刘增杰、刘思谦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交换了看法。

9月21至25日，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由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编委会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和日本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这一中心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与会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度，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它们同特定区域的历史沿革、风俗人情、地理环境等密切相关。这些区域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文学流派与作家群体。在形成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与会者就如何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有的学者指出，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撰写各个地区的20世纪文学史。因此，不要面面俱到，不要担心遗漏某些与区域文化关系不密切的流派、社团和作家，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就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有的学者认为，要抓取典型的带区域特征的文学现象，联系它背后特定的区域文化加以研究，对这些文学现象出现的原因、形成的特色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如果研究湖南作家与楚文化，可主要论述沈从文、叶蔚林、古华等作家，而丁玲、周立波与楚文化没有多大关系，便可略而不谈。关于区域文化的特质，有的学者认为，区域文化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历史的积淀，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复杂情况。在沿海地区和台湾，那里的区域文化就既有传统的部分，又有近百年来外来的部分，因此，区域文化的特质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探讨特定的区域文化对某一文学流派或某一作家群体的影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有的学者从三方面论述了海派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1.上海都市文化的内涵，包括商业文化、租界文化、移民文化和旅居者的乡籍文化；2.上海人与上海气，既具有趋时、唯实唯利、风流才子等现代都市流行病症，又闪耀现代人的奇异智慧；3.海派文学的风貌：对铜臭味、脂粉味、西嵬相、都市中的乡村、媚俗等的重新理解。有的学者探讨了江苏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怎样塑造出了江苏作家特定的个人性情、心智规范和审美追求。指出，从叶绍钧、朱自清，到陆文夫、高晓声，他们都智性过人，对现实世界有着精微的认知能力，但他们总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他们对生活描写很细致，却始终控制生命的激情，阻止“个人角色”的出现；他们亦关注人生，批判人生，可总以宽容温和的态度，用“美”和“自然”代替对现实的严酷剖析。在他们身上，隐约透露出自古而来的文人精神与“名士风度”。有的学者阐述了三晋文化对“山药蛋派”创作的影响，具体考察了山西尚俭民风在作品中的表现，务实民风与人物性格，剽悍民风与改造“二流子”主题，特定的婚丧礼俗在作品中的表现及其文化内蕴等。有的学者还对西藏区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东北文化与东北作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10月30至11月2日，叶圣陶文学活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叶圣陶研究会举办。来自北京、江苏、浙江、湖北、山西、广西、宁夏、天津等13个省市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20多篇，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既有宏观的评价，又有客观而严谨的评析。专家学者们指出：叶圣陶的《隔膜》、《火灾》等短篇集，为我国现代短篇小时的成熟和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扛鼎”之作《倪焕之》，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1921年春夏之交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理论的孕育起了奠基的作用；童话集《稻草人》为现代童话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在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中，就小说创作而言，除鲁迅之外，叶圣陶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就文艺思想而言，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大阵营中，叶圣陶的文艺思想不失辩证、深邃的特点。他的《文艺谈》倡导的文艺既是“为人生”，又是“为艺术”的理论，打破了“人生派”与“艺术派”的门户之见，表现了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对于人生的关注和对于艺术的真诚。所有这些见解和研究，标志着叶圣陶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还就如何深入研究叶圣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如：扩大研究队伍；及早筹备叶圣陶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并希望叶圣陶研究向国外拓展。

1992年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还有11月28日在福建漳州举行的杨骚学术讨论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