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华夏女子的属文生态，与财礼制度及社会契约有很大关系。

属文从本质上来讲是孤独之事、自我之事，只要属文者心灵足够强大，天分足够高，外界的压抑无法夺其文质及志趣。但是如果外在因素足够限制其学文，甚至足够令其不识文，那么，这些外在因素就不能被忽略了。孤独与自我，一旦背负过于沉重的规矩、限定、压抑及价值要求，属文者，即使心比天高，也身不由己了。相形之下，华夏女子在属文方面所受的限定及压抑，远甚男子。其中，财礼制度及社会契约对女子属文的影响至深。

1835年9月30日之前，即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夫妇所创“澳门女塾”开课之前，华夏女子一直被排斥于学堂、学校教育之外，而本国官方则迟至1908年才有限度地开放女子教育的大门。学堂乃至学校教育排斥女子，对女子学文、识文、属文，有直接的限定。

由文字及实物证据可知，在学校教育对女子开启之前，女子属文者远远不如男子属文者众。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世道未能创造更多的条件让女子诗文词章广泛传于后世，许多诗文词章深匿于闺阁。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一部古代文学史，可视可察者，以男子属文者居多。

论女子之属文与被属文，官家闺阁女子与青楼娼妓的情况又有所区别。

女子之被属文的情况普遍——借用后殖民主义者常用的说法，女子是“被看”的“他者”，究竟被属文是以青楼女子居多还是以官家闺阁女子居多，难以考据，但青楼乃文人诗文由书房走向市井巷陌的最重要通道之一，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诗文词章传诵至少有两种途径相当关键。一是官家及读书人来做，比如让诗文词章能够进入科试、酬和及玩赏体系，让诗文词章可刻可钞可传，等等，这是正路子。二是市井有传，青楼门前车马继往，来者虽不乏富贵者，但青楼之价亦有高低，穷苦读书人可以诗文词章换取风流，劳力者亦能凭银两获取半宵沉醉，嫖宿但凭孔方，难分贵贱，诗文词章由书斋走向街市，青楼是重要通途。尤其是宋词，更堪称是扶摇青楼而上下，所谓青楼薄幸与断肠，可喻为诗文词章传诵的野路子，试想，李白、白居易、杜牧、温庭筠、苏轼、秦观、周邦彦、姜白石，等等，又有哪一个能脱得了青楼“薄幸”名。野路子不可或缺，不少青楼女子色艺皆全，如莲之出入清浊，她们成为文人骚客咏唱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

至于女子属文，若论诗文词章之心气高宏、眉宇肃正、性情清新、情志硬朗，还是官家闺阁女子更为优胜，如蔡文姬、谢道韫、李清照、朱淑真等。但官家女子与青楼女子又不能完全脱开干系，每改朝换代，必有王族、官宦失势、充没，平常时期，或因父兄获罪，或因家道中落，等等，女儿家因此被没入官奴乐籍，或沦为家婢私娼，像薛涛、关盼盼、苏小小、董小宛等，要么出身仕宦，要么出身殷实，沦落风尘，身不由己。女子属文，才情各异，像蔡琰、薛涛等女子更是天分奇高，不仅精通音律，且擅属文，堪称多才多艺。女子属文，看似媚弱婉转，但却自有一种异于一般男子的骨气及敏慧，无论忧离还是悲苦，又比一般男子少了些功名之怨、利禄之忧。

古代女子所作诗文词章，散佚极多，其身世还得分“正”“邪”。总体而言，属文格局单一狭窄。在学校教育对女子开启之前，世道对女子的约束及要求，归根到底，离不开“财礼”二字，女子严重依赖家庭，背弃财礼原则者，处境悲惨，单从杖刑、骑木驴、幽闭等酷刑可见，宗法社会对不合礼之女子，惩罚极其严厉。女子无论在室、出嫁、被休、寡守，还是堕入风尘、为家庭所离弃、为官家所没身，都会碰到“财礼”的规约，甚至是不嫁，也要承受高役税的惩罚。无论是官家闺阁女子还是青楼女子，她们的命运，有同样的源泉。

如果能撇开情感上的不乐意，我们不妨把女子的命运放入买卖与交换的关系里去考察。古人昏时迎妻，是以曰昏义、昏礼。《礼记》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昏义，都少不了聘礼这一环节，此习俗，延续至今。《礼记》、《古史考》（蜀谯周）、《史记·补三皇本纪》（唐司马贞）、《通典》（唐杜佑）等文籍，皆有提到太昊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之事。这些记载，基本上能说明，在周创宗法之前，昏义财礼既成。聘礼与嫁妆一向被放置于非常次要的考察地位，但恰恰是聘礼与嫁妆确立了昏义中的男女地位。借用德国思想家西美尔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更文明的买卖婚姻”，“女人是一种有用的财物，为得到她们需要一定的付出，正是这一点表明，女人是有价值的……尽管女人买卖也直接表现了对女人的剥削、压迫和女人的物化，但女人仍然通过这种方式首先提高了父母群体、其次提高了男人的价值。女人为父亲赢得买卖价值，而对于男人来说，她代表了一种相对较高的付出”，“女人被当作纯粹的类，当作一个非人格性的东西……这都是买卖婚姻的标志”（《货币在性别关系中的作用》，见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昏义中的聘礼，如俪皮、玉帛、钱财等，其实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相对较高的付出。这种付出的回报期待是承宗庙、繁子孙，这一任务，对女子能属文基本上没有任何期待和鼓励。闺阁女子抬高身价的基本手法是嫁妆，闺阁女子显示出比青楼女子更高的价值，也得益于嫁妆。古代女子属文者寡、女子诗文词章散佚多，都与财礼限定直接相关。在财礼限定下，女子的人格性被最大限度地抹平，女子物化的倾向明显——女子本身为财，亦能生财，又被剥夺了财产继续权（除非家族绝户，否则不能）。这样的世道，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女子属文的，若非闺阁女子身家显赫或文名得天眷顾，否则，其诗文词章很难外传于世。古时究竟有多少才情高致、不世出的女子，实难以考究，要看闺阁女子史，恐怕得细读细悟《红楼梦》，读完这部大作品，方知雪芹先生所言非虚，“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再看那青楼女子，又与闺阁女子有所不同。青楼女子与嫖宿男子之间基本上不存在聘礼与嫁妆的来往，她们无法凭借嫁妆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色之外，她们反而要凭借“艺”来提高身价，这个“艺”里面，自是要包括属文撰章。属文这一技能，也就因此进入了买卖关系中。而娼妓与属文，本身即为“礼”的产物：娼妓最早由巫娼而来，巫娼脱胎于天地祭礼、神鬼卜算；宗法礼制下的仕宦诗书之家，把与诗书有关的物事看得很重，青楼娼妓属文撰章的后面，也隐含着向“礼”的靠拢。正是有“礼”的庇护与遮掩，古代娼妓才与现代娼妓有根本上的区别，如果说买卖关系把娼妓的尊严降低至最矮，那么，女子属文之艺能就为其挽回最后的尊严，“礼”甚至能为其保留卖艺不卖身的小小空间，没有礼对诗文词章的看重，这一空间几乎不可能存在。而今，卖淫完全剔除了卖艺不卖身的成分，青楼为私下卖淫所代，虽与法律变迁有关，但也莫不与失“礼”、无“礼”有关。卖淫者完全成为财的附属者，不需要再向“礼”靠拢，也不再受到上层读书人的有限保护，卖淫者最多是各种艺术描述表现的对象，但她/他已不再可能成为文人咏颂的对象。世间再无“苏小小”，“管领春风”从此尽，古今情势，迥然不同，变化之大，犹如乾坤逆转。

自澳门女塾之后，近80年的时间（1835～1908），女子学校教育最主要由教会学校承担（郭卫东对此有深入的研究）。1908年之后，本土官方应“男女授受不亲”之古训、保国保种之吁求，培养女子教师，开启女子学校教育。渐渐地，女子命运有大的转变。生计身价、保国保种、人格尊严，等等，依次成为女子属文的重要原因。渐渐的，财礼制度不再绝对限定女子的命运。这一转变过程，女子基本上都遇到了一个“娜拉”式的问题。如果说现代女子所面临的问题是“娜拉出走”，那么，现代以后的女子，更多的是要面对鲁迅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之问题。

中国现代转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女子出走，从父权家庭、从丈夫身边出走，出走到社会。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女子的身价。像澳门女塾等教会学校，早期因生源困难，主要招收穷人家的女儿，不仅免其学费，还给予其家庭一定的经济补贴。教会学校不仅为这些女子提供了相对广的职业前景，也在客观上改变了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教会学校后来能吸引大户人家、富贵人家的女儿，也与婚姻大势的转变有关。本土官方开设女子教育，得益于康、梁等人的呼吁。梁启超曾称，“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将国家孱弱的部分责任归于女子之孱弱。显然，妇人学完之后，还是要回来，回到婚姻里，以其生殖能力保国保种。相形之下，李摩提太等女子教育先驱可能更侧重教育。革命年代对女子的争取，也不过是保国保种思路下更为激进的做法。寻找受压迫者，穷人之外，女子是绕不过去的群体。女子群体庞大，激发她们的忠贞与激情，对革命有益无害。让女子出走的要求，在客观上改变了女子地位，提高了女子的人格尊严，但其初衷并非要提高女子人格尊严。可惜，今人只顾着沉醉于男女“平等”这些字眼里，而忽视了提倡“平等”之初衷的社会功利诉求。

生计身价、救国救种、人格尊严的要求互相混杂，使女子写作得以在夹缝中获取生机。但也恰恰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分清楚三者各自的轻重，所以，女子写作并没有走上一条特别顺利的道路，尤其是人格尊严这一块，始终没有端庄地树立起来。时不时，财礼制度的余威，会跳出来惩罚写作的女子。“娜拉走后怎样”，直到今天，这一疑问仍然没有得到比较合适的解答。

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丁玲、萧红、苏青、张爱玲等作家，称得上是出走的先锋。但这些作家，一旦在婚事上有所闪失、男女交往上有所放肆的时候，世人必以唾沫打击她、非议她。写作作为一种有报酬的职业，接受了女子这一群体，但女子作为独立人格的人，却并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重视。

当代一些女性作家在选材意识方面，比她们的前辈要大胆得多。在张爱玲这一批作家那里，男子与女子出现的频率不会过于失衡，比如说《第一炉香》、《倾城之恋》、《怨女》、《十八春》、《小艾》、《相见欢》、《色，戒》等，没有哪一部小说是只有女子的，或者只有男子的。大大咧咧如苏青，她也时不时地会在文章里表达一下对男子的渴望之情。她们的写作，不是单性别的写作，她们也没有要把性别绝对割裂开来的念头，她们的写作，多少还是保有一个阴阳冲和的哲学大背景，在这一点上，她们并没偏离古典的趣味。

更往后的女性作家，就有了单性别及性别绝对分隔的写作意识。比如说林白的早期小说《一个人的房间》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她们有相对激烈的单性别写作意识，男子在她们的小说里，出场的机会很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掉。再后来的卫慧、棉棉等，更是涉及自慰、同性爱、一女多男等题材，男子的作用，在这些题材里，其实是被贬低的。卫慧等作家的小说水准如何参差不齐，在这里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的写作，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非文学性的问题，即，“娜拉不回来了会怎样”。正是“娜拉不回来了会怎样”这一问题，而不是裸露身体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功利的恐慌。如社会功利所愿，女子出走了，但有些女子不再回到家庭，不再对男子从一而终，不再承担繁子孙、承宗庙的任务。这种“回不来了”，成为社会功利的心理负担。

为女子写作冠上“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等名号，以泼皮骂街的姿态尽情辱骂、哄骂，等等，都是社会功利的恐慌性反应、报复性行为。表面上看起来，社会功利要为女子写作穿上衣服或穿上更多一点的衣服，但其实，这是社会功利之权威被无视及冒犯后的反应。实际上，卫慧、棉棉、周洁茹，甚至包括九丹、木子美这样的写作者，她们的写作尺度，远逊于古时淫词艳赋，与“诲淫诲盗”的古典小说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但时至今日，社会功利已不能明目张胆地让全部女子回到财礼制度中，唯有诛“淫”，最大义凛然，比如某些批评家对卫慧的批判，便是典型的诛淫、惩淫手法，他们手中的笔，无异于武松手上的剐刀。

世道以一种非常市井甚至接近猥琐的方式，掩盖了女作家以乖张方式提出来的极有价值的追问。这种恐慌性的反应，几乎毁掉了所谓“70后”女作家的整体“清誉”。像魏微、金仁顺，以及出道稍迟的乔叶，读者对她们的认可度，恐怕多少也会受社会功利尤其是媒体的恐慌性反应所影响。还有安妮宝贝，虽在民间享有盛名，但她在专业评论体系里，在其出道后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魏微等作家的作品，要在评论交流体系里真正立起来，恐怕还得花费很长的时间。

由社会功利的激烈反应可看出，对女子的定罪观、惩罚观，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七出”之罪与罚，至今仍然在，只不过，执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娜拉为什么无法出走？娜拉为什么出走？娜拉走后怎样？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女子以属文及写作的方式，追问或提出了这些问题。鲁迅说，娜拉走后，“免不掉堕落或回来”，所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人们往往只抓住那“堕落”与“回来”四字做文章，对鲁迅所说的“提包里的准备”却只字不提。历史乱局，让女子被动获取包括写作在内的职业机遇，但这与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仍然相去甚远。一方面，当代女子写作追问娜拉的命运。另一方面，嫁娶又是当代女子写作最隐秘的母题，不少作品充满了幽闭气，自我阉割得厉害，难得正大。女子要从交换体系中脱身出来，女子要从捍卫男子财产的命运中走出来，也许要认真思考，个人的人格尊严如何树立，哪些领域神圣不可侵犯。“钱是要紧的”，否则，娜拉走后，“免不掉堕落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