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作为一种极具学术冲击性与现实关怀的研究领域，性别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后，在学界颇受瞩目。其激进的价值立场、具有颠覆性的研究范式以及跨学科的理论视野，为各学科拓展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作为一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性别研究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本土的性别问题，是否能够激活中国的性别文化资源，切实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应，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在这个层面上，关于在中国语境中如何开展性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尤其值得探讨：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如何塑造出了性别问题的丰富内涵；我们又该站在怎样的性别文化理解基础上来进入性别研究；性别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能否和中国目前的学科体制产生良性互动，从而真的在各学科中形成新的研究增长点；等等。作为这些问题的核心，性别研究到底该采取自外而内（“跨学科”）还是自内而外（“学科化”）抑或内外结合（“跨学科”+“学科化”）的研究路径，显然是需要首先加以明确的。

可以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作为切入口，来探讨一下性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从性别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无疑是女性文学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从1989年的《浮出历史的地表》（孟悦、戴锦华著）开始，该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1675161这些著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路径，那就是将性别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性别意识/立场，特别是质疑和批判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男权中心意识/立场，进而尝试归纳、总结不同的性别意识/立场在文学主题意蕴、文体特质、美学追求等诸多方面的规律。需要指出的是，其进入的路径大多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心路历程等，而从叙事学等尤其能彰显文学本身媒介特点进入的著作相对较少。

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相呼应，关于“女性文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初步梳理。王侃从“女性文学”精神实质入手，提出了对“女性文学”的基本看法：

“女性文学”是由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并以与世抗辩作为写作姿态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改变了并还在改变着女性作家及其本文在文学传统中的“次”（sub-）类位置：它对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既介入又疏离，体现着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立场。1675162

而刘思谦在剖析了现有的四种关于“女性文学”定义的得失基础上，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女性文学”的概念：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

应该说，无论是从女性文学的形态还是从创作者的性别主体意识着眼，两位学者之于“女性文学”的定义都强调了其作为性别研究分支的意义，指出了“女性文学”是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体、流派等文学分类标准下产生出来的，它更多体现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性别立场上的某种内在一致性，是性别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贯彻与落实。可以说，这样的对于“女性文学”的理解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也进入了具体的研究实践中。

从上述成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实际的研究状况还是在理论总结中，“女性文学”的研究一方面致力于以性别视角观照文学领域，从而为性别研究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也开始摸索“女性文学”的独特内涵。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女性文学”思潮，可以被视为“女性学”与“文学”折中、融合的产物，已经初步表现出“学科化”与“跨学科”相互交缠而前行的情形。但是，如果细究一下的话，可以发现，在强调学科交叉的时候，“学科化”与“跨学科”其实并不是以对等的方式相互融合而建构“女性文学”的——“女性学”和“文学”尽管在构筑“女性文学”的过程中其资源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文学”更多是作为性别研究的一种场域/材料，而被作为价值指向的“女性学”所统摄而进入“女性文学”的。正如乔以钢指出的那样：

“女性文学”不再仅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被加以归纳和阐释，而是于其间引入了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探询，从而赋予其作为“女性学”研究的分支之一的内涵。

也就是说，在女性文学的研究者看来，作为“女性学”分支的意义是要超出其作为文学现象的意义的。这样的话，应该说，在女性文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学科化”和“跨学科”交缠的情形中，其实“女性学”的意味是更得到强调的，是被特别凸现出来的；“女性文学”从萌生开始，其实就被研究者们更多视为是性别研究的一种延伸，而不是相反。

而之所以如此，无疑是与中国性别研究的现状相呼应的——意识到跨学科的独立的“女性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内还无法真正落实，因此研究者们大多认为：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比较有可行性的或许是：一方面尝试宏观研究、整体把握，即在女性学的意义上，整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具体课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努力将女性学研究的各个侧面分别纳入现行人文社科研究分类中的“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研究之中，从多方面逐步积累相关的研究成果。1675163

因此，“女性文学”研究之于“女性学”意味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整合意义上的“女性学”在目前付之阙如的情形下，需要通过加强各个分支学科的“女性学”研究作为基本资源来逐步完善、建构跨学科的“女性学”。

可以说，女性文学的现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的性别研究界在现有体制内展开性别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做法。那么，这样的学术整合过程是否就是性别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跨学科”研究呢？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可以真正将女性文学研究推向深入呢？可以说，在这样的“跨学科”下，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其价值立足点是明确的，其视野也是开阔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女性学”意味的特别凸现，是否会影响每一个学科性别研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拓展呢？现有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著作表明，“性别”作为文学研究的有效范畴，并不是仅仅建立在性别立场的正确性前提下的，还要辐射进很多复杂的因素。1675164而过于强调“女性学”的意味，会使研究偏于“女性学”的这一侧面，往往会造成研究路径的单一化，研究资源的有限化，以及研究成果的相似化——前面提及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更多青睐主题、人物等内容方面的研究，而有意无意漠视叙事、语言等形式方面的探索，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文学史领域中的性别研究更多只是落在思想内容层面上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会沦落为一种远离文学自身特性的自外而内的研究，而与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性别研究趋于雷同而失去研究的独特价值，也就会产生存在合法性的危机。事实上，由于文学世界并不能理解为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直接反映，两者之间既有重合、妥协之处，也有冲突、错位乃至断裂的一面，因此，文学作品对于性别文化的呈现，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性别现象相比，本身是复杂的，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而对此的解读如果要发挥效应，就必须建立在对象征、虚构、审美等文学特有的概念范畴的把握上，而不是跳过这些文学的特性，直接以现实对应物的方式去理解文本中的性别文化立场。1675165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来考虑“学科化”与“跨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要强调每个学科所提供的性别研究资源应该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的话，那么显然，深度学科化应该是性别研究进入各学科需要面对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只有先进行深度学科化的处理，性别研究才不是一种外在的强行进入的资源，不会简单形成“水”与“油”般的隔膜感，而可能产生水乳交融的效果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女性学”的强调，才会是顺理成章的。因此，跨学科的有效性其实是建立在学科化的充分性前提下，如果本末倒置，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二，各学科中的性别研究成果如何整合进“女性学”？或者说，“女性学”应该以怎样的知识结构来收拢各学科的资源？如果只是落实在先验的“女性学”的立场上，那么，各个学科的性别研究成果就会以平行嵌入的方式进入“女性学”，就会形成“女性学”以简单叠加的方式汲取各学科的成果，而使得“女性学”更多呈现为一盘散沙的形态而无法建构自己的整体性。那么“女性学”如何在“跨学科”的进程中最终形成有效结构呢？在这方面，海外同行的思考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跨学科不仅仅是用一个以上的学科解决一个问题或分析一个论题，而是涉及学科的融合并创造出一种新认识论，重建主要的知识结构，创造新的领域的概念、方法和技巧。1675166

朱迪斯·A. 阿伦（Judith A. Allen）和萨莉·L. 基斯（Sally L.Kitch）有效地区分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之间的差异，指出，多学科研究更多只是各学科对于性别问题研究的简单叠加，而跨学科研究才能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在概念、范围等方面存在的藩篱，在各学科有机复合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性别研究只有在超越原有的分散的研究格局的基础上，成为可以生产出对各个学科都有参照意义的理论资源策源地，才是跨学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上述前提下，很显然，性别研究要想进一步向纵深处拓展，在方法论上、在现实生存策略上就需要处理好“学科化”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学科化”是“跨学科”的基本前提，而“跨学科”则是“学科化”的有力提升和拓展。因此，对于性别研究来说，在“学科化”与“跨学科”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互文式的关系，应该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一前景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进程要相当有效，能够从特定的学科角度观照性别问题，在每一个学科内部真正形成新的研究空间和成果；另一方面，每一个学科从事性别研究，所依据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也必须由单一走向复合，既能收纳、汲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能为其他学科贡献该学科独有的理论资源和方法，由此才能共同形成、参与性别研究的“跨学科”进程，从而突破目前各个学科各自为营而只是松散地收拢在“女性主义”的口号下的“伪跨学科”的研究格局，推动性别研究走向整合性的转型，从而使性别问题得到合理而全面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