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郁茹《遥远的爱》是在男性文学大师的关怀和指点下完成的,茅盾为之写序,叶以群为之写校后记,男性大师对其影响非常清晰,小说在结构和人物人生道路的规划上都借鉴了茅盾的《虹》。
在结构安排上,小说主人公罗维娜的出场方式与梅行素惊人地相似,都是现身在行驶在长江上的航船的甲板上,这一次实际的出走也是新女性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或者说新起点,在航船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对个人以往生活的追忆成为叙述的中心。故事情节的组织和主题的设定都是描绘一个知识女性由“人的意识”的觉醒到“群体意识”的觉醒,突破爱的樊篱,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中锻炼成长的艰难历程。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成长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
作品叙述了知识女性罗维娜克服了爱情的诱惑和自身情感的软弱,抛弃单纯的儿女情长,抛弃个人的私欲私念,为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最终成为浙西游击队卓越的领导者。尽管郁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萧红等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家那样将革命与女性之间的裂缝展现出来,其作品中充满着“一切还需要锻炼,成为钢铁”、“磨炼出钢铁的心胸,钢铁的手”、眼睛“发出钢铁般的闪光”、“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等字眼,恰似一本女性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考虑到在40年代文学界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淡漠了对知识女性形象的创造的文学历史,那么,这部女性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为仍然在历史现场中艰难行走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出场言说自己的机会。当然,这种言说有许多是从时代话语中“拿来”的现成的话语,时代主流的巨型话语既对知识女性形成召唤,也构成不可抗拒的影响焦虑。从文学史的意义上,郁茹为罗维娜设计的女性只有“克制自己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收起“女人”或者“女性”的特征,才能被革命所接纳的路途,既是对茅盾20年代末创造的时代女性梅行素的继承,也是对50年代杨沫《青春之歌》创造的党的女儿林道静的开启。
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尚未形成的时期,郁茹在时代话语焦虑和男性大师影响之下完成的《遥远的爱》,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的女性立场。小说对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最具抗拒性的书写是它对作品中女性引路人的设置和男女权力秩序的改造。正如上文所述,不论是五四启蒙时代,还是在大革命时期,在男作家的文本叙述中知识女性一直处于被启蒙、被看、被拯救、被唤醒的被动位置,她们只有追随男性知识者,与他们一起与时俱进,才能获得参与创造历史的合法社会身份和人生力量,获得自身和外部历史的主体性。郁茹的小说在外表上似乎是对这一叙述模式的尊重,但实际上在具体情节铺叙中又暗暗地拆解了这一流行模式。
小说设置了哥哥罗维特、陆放伯伯、男友雷嘉、丈夫高原等异性指导者,但是随着罗维娜从一个倔强的女孩到坚定的革命者的成长历程的推进,这些异性指导者都被罗维娜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要么从文本中消失,如陆放伯伯、哥哥罗维特先后牺牲,要么自叹不如,指导者变成仰慕者、追随者,如高原、雷嘉两位情敌最后在对罗维娜的共同思念和惊叹中和解。作品中有关男性人物的场景大多都是透过罗维娜的视线反射出来的,男性成为被看、被审视、被怜悯的对象客体。其实,在小说中被罗维娜视作人生导师的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失去了导师的资格,出现在罗维娜视野中的陆放伯伯是一个从反帝反封建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发下“至死不问政事”的誓言,隐居于山水之间;一直用书信来鼓励罗维娜、神交十年的“隐形”知识者雷嘉真正现身在罗维娜面前时,已经是一个颓废、丧失了继续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的“多余人”;将罗维娜带出山村引向都市的高原很快停滞不前,沉湎在平庸的生活之中,当年涓生抱怨子君的话被罗维娜借用转送给高原:“如果不能携手同行,那只好奋身孤往了。不然,只有共趋于灭亡。”他们都指向过去,而不是未来。
在小说中,罗维娜一直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尽管在她的生活中不乏男性指导者,但是,他们也只是具有暂时的指导者身份,从来都不是她的拯救者,她不断地超越男性指导者、超越自己,通过对现实的反抗与外部人生空间的开拓,而不是对异性的追随来获得社会身份;通过对自我内心需求的审视、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建立女性在历史与革命中的主体位置。在罗维娜的成长历程中,女性对自我生活的躬身自省、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罗维娜的人生之路既是时代规定之路,也是自我选择之路。在《遥远的爱》的序言中,茅盾肯定了“小说给我们这伟大的时代的新型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之后,又指出作品中“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艳逼人的,然而满场戏文,只她一个人在做,其他人物不过是掮百脚旗的跑龙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罢了”。
知识女性抛弃和拒绝了男性知识者的导引之后,她们不断成长的人生动力来自何处?与鲁迅的子君和茅盾的梅行素不同,罗维娜生长在一个无父而不是无母的家庭,其父早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壮烈牺牲,而母亲是一个始终没有放弃革命信念的知识女性,罗维娜对革命的认知和接受不是对家庭的叛逆与决裂,而是对身体中流淌的革命血液逐步清醒的认识和认同,尤其是坚韧不屈的母亲成为她坚定勇敢、独立自主、永不回头的精神支柱。小说中母亲并没有正面出场,但是,罗维娜的成长一直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之下,她的成长轨迹与她对母亲伟大崇高的人格与精神的认知与憧憬呈现同步状态,母亲是罗维娜真正的精神与心理成长的榜样。母亲不仅用话语来指导,而且用具体的行动来感动、鼓励、引导,使她一步步摆脱生活的羁绊,走向更加开阔的社会空间,在公共领域中实现自我价值。“我也是妈妈的女儿”、“我要从母亲的大无畏精神中去学习”、“她是儿女们唯一的明灯,一个母性的、伟大的无名英雄”,“母亲的女儿,永远不会妥协”,小说毫不遮掩罗维娜包括隐含作者对母亲的敬重和仰慕。“妈妈常说:我是火种,可是维娜却是灯塔”(小说中哥哥维嘉的话),母亲的肯定和期待给予她信心;认同母亲让她获得心理的自由和解放,使她有能力从犹疑不决的男女两性关系中走出;回归母亲与母亲同行让她拥有了担当革命重任的勇气和力量,与母亲共同生活战斗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安全感,从小就躁动不安的心灵获得了宁静与平和。母亲与女儿,而不是父亲与儿子成为革命的主体和领导者。郁如将知识女性血缘伦理母亲书写成女性革命的动力与后援,不仅解构了流行在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中男/女之间的权力秩序,改写了悲苦凄楚的母亲形象,而且也质疑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作品中流露的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所带来的原罪感,罗维娜的成长道路向人们昭示了对血缘、亲情的叛逆与逃离,并不是知识者皈依革命的必需条件和必经之路。
《遥远的爱》另一个值得再言说的空间在于它对男女之爱的压抑性叙述。20世纪40年代主流文学界认为罗维娜对高原和雷嘉爱情的拒绝是“战胜内外双重困难”、将爱扩大到“爱人民爱祖国的事业”
从五四开始,男女作家依据他们的社会诉求和自我体验来建构着新女性形象,为新女性塑像。五四风潮、激荡的大革命、民族和解放战争,为新女性铺设了不同的人生舞台,她们时而悲壮,时而忧愤;时而激昂,时而消沉。五四新女性——时代女性——革命女性,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的新女性,哪一个是女性应该选择的人生路程?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与传统女性相比新女性有了较多的人生的选择权,但她们仍然是被选择、被构造、被叙述的。女作家的加入,修正、补充甚至瓦解了处于霸权地位的男性叙事,但是,女性叙事也是在时代规范的统摄之下,包含着无奈或者有意的妥协。与敢于表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立场的丁玲、萧红相比,郁茹的《遥远的爱》对新女性人生道路的设定和规划更符合革命时代的需求,其对女性私人化的欲望和需求的表达也更加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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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郁茹《遥远的爱》是在男性文学大师的关怀和指点下完成的,茅盾为之写序,叶以群为之写校后记,男性大师对其影响非常清晰,小说在结构和人物人生道路的规划上都借鉴了茅盾的《虹》。
在结构安排上,小说主人公罗维娜的出场方式与梅行素惊人地相似,都是现身在行驶在长江上的航船的甲板上,这一次实际的出走也是新女性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或者说新起点,在航船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对个人以往生活的追忆成为叙述的中心。故事情节的组织和主题的设定都是描绘一个知识女性由“人的意识”的觉醒到“群体意识”的觉醒,突破爱的樊篱,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中锻炼成长的艰难历程。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成长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
作品叙述了知识女性罗维娜克服了爱情的诱惑和自身情感的软弱,抛弃单纯的儿女情长,抛弃个人的私欲私念,为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最终成为浙西游击队卓越的领导者。尽管郁茹并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萧红等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家那样将革命与女性之间的裂缝展现出来,其作品中充满着“一切还需要锻炼,成为钢铁”、“磨炼出钢铁的心胸,钢铁的手”、眼睛“发出钢铁般的闪光”、“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等字眼,恰似一本女性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考虑到在40年代文学界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淡漠了对知识女性形象的创造的文学历史,那么,这部女性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它为仍然在历史现场中艰难行走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出场言说自己的机会。当然,这种言说有许多是从时代话语中“拿来”的现成的话语,时代主流的巨型话语既对知识女性形成召唤,也构成不可抗拒的影响焦虑。从文学史的意义上,郁茹为罗维娜设计的女性只有“克制自己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收起“女人”或者“女性”的特征,才能被革命所接纳的路途,既是对茅盾20年代末创造的时代女性梅行素的继承,也是对50年代杨沫《青春之歌》创造的党的女儿林道静的开启。
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尚未形成的时期,郁茹在时代话语焦虑和男性大师影响之下完成的《遥远的爱》,仍然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的女性立场。小说对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最具抗拒性的书写是它对作品中女性引路人的设置和男女权力秩序的改造。正如上文所述,不论是五四启蒙时代,还是在大革命时期,在男作家的文本叙述中知识女性一直处于被启蒙、被看、被拯救、被唤醒的被动位置,她们只有追随男性知识者,与他们一起与时俱进,才能获得参与创造历史的合法社会身份和人生力量,获得自身和外部历史的主体性。郁茹的小说在外表上似乎是对这一叙述模式的尊重,但实际上在具体情节铺叙中又暗暗地拆解了这一流行模式。
小说设置了哥哥罗维特、陆放伯伯、男友雷嘉、丈夫高原等异性指导者,但是随着罗维娜从一个倔强的女孩到坚定的革命者的成长历程的推进,这些异性指导者都被罗维娜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要么从文本中消失,如陆放伯伯、哥哥罗维特先后牺牲,要么自叹不如,指导者变成仰慕者、追随者,如高原、雷嘉两位情敌最后在对罗维娜的共同思念和惊叹中和解。作品中有关男性人物的场景大多都是透过罗维娜的视线反射出来的,男性成为被看、被审视、被怜悯的对象客体。其实,在小说中被罗维娜视作人生导师的人物一出场就已经失去了导师的资格,出现在罗维娜视野中的陆放伯伯是一个从反帝反封建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发下“至死不问政事”的誓言,隐居于山水之间;一直用书信来鼓励罗维娜、神交十年的“隐形”知识者雷嘉真正现身在罗维娜面前时,已经是一个颓废、丧失了继续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的“多余人”;将罗维娜带出山村引向都市的高原很快停滞不前,沉湎在平庸的生活之中,当年涓生抱怨子君的话被罗维娜借用转送给高原:“如果不能携手同行,那只好奋身孤往了。不然,只有共趋于灭亡。”他们都指向过去,而不是未来。
在小说中,罗维娜一直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尽管在她的生活中不乏男性指导者,但是,他们也只是具有暂时的指导者身份,从来都不是她的拯救者,她不断地超越男性指导者、超越自己,通过对现实的反抗与外部人生空间的开拓,而不是对异性的追随来获得社会身份;通过对自我内心需求的审视、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建立女性在历史与革命中的主体位置。在罗维娜的成长历程中,女性对自我生活的躬身自省、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罗维娜的人生之路既是时代规定之路,也是自我选择之路。在《遥远的爱》的序言中,茅盾肯定了“小说给我们这伟大的时代的新型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之后,又指出作品中“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艳逼人的,然而满场戏文,只她一个人在做,其他人物不过是掮百脚旗的跑龙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罢了”。
知识女性抛弃和拒绝了男性知识者的导引之后,她们不断成长的人生动力来自何处?与鲁迅的子君和茅盾的梅行素不同,罗维娜生长在一个无父而不是无母的家庭,其父早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壮烈牺牲,而母亲是一个始终没有放弃革命信念的知识女性,罗维娜对革命的认知和接受不是对家庭的叛逆与决裂,而是对身体中流淌的革命血液逐步清醒的认识和认同,尤其是坚韧不屈的母亲成为她坚定勇敢、独立自主、永不回头的精神支柱。小说中母亲并没有正面出场,但是,罗维娜的成长一直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之下,她的成长轨迹与她对母亲伟大崇高的人格与精神的认知与憧憬呈现同步状态,母亲是罗维娜真正的精神与心理成长的榜样。母亲不仅用话语来指导,而且用具体的行动来感动、鼓励、引导,使她一步步摆脱生活的羁绊,走向更加开阔的社会空间,在公共领域中实现自我价值。“我也是妈妈的女儿”、“我要从母亲的大无畏精神中去学习”、“她是儿女们唯一的明灯,一个母性的、伟大的无名英雄”,“母亲的女儿,永远不会妥协”,小说毫不遮掩罗维娜包括隐含作者对母亲的敬重和仰慕。“妈妈常说:我是火种,可是维娜却是灯塔”(小说中哥哥维嘉的话),母亲的肯定和期待给予她信心;认同母亲让她获得心理的自由和解放,使她有能力从犹疑不决的男女两性关系中走出;回归母亲与母亲同行让她拥有了担当革命重任的勇气和力量,与母亲共同生活战斗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安全感,从小就躁动不安的心灵获得了宁静与平和。母亲与女儿,而不是父亲与儿子成为革命的主体和领导者。郁如将知识女性血缘伦理母亲书写成女性革命的动力与后援,不仅解构了流行在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中男/女之间的权力秩序,改写了悲苦凄楚的母亲形象,而且也质疑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作品中流露的知识分子因家庭出身所带来的原罪感,罗维娜的成长道路向人们昭示了对血缘、亲情的叛逆与逃离,并不是知识者皈依革命的必需条件和必经之路。
《遥远的爱》另一个值得再言说的空间在于它对男女之爱的压抑性叙述。20世纪40年代主流文学界认为罗维娜对高原和雷嘉爱情的拒绝是“战胜内外双重困难”、将爱扩大到“爱人民爱祖国的事业”
从五四开始,男女作家依据他们的社会诉求和自我体验来建构着新女性形象,为新女性塑像。五四风潮、激荡的大革命、民族和解放战争,为新女性铺设了不同的人生舞台,她们时而悲壮,时而忧愤;时而激昂,时而消沉。五四新女性——时代女性——革命女性,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的新女性,哪一个是女性应该选择的人生路程?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与传统女性相比新女性有了较多的人生的选择权,但她们仍然是被选择、被构造、被叙述的。女作家的加入,修正、补充甚至瓦解了处于霸权地位的男性叙事,但是,女性叙事也是在时代规范的统摄之下,包含着无奈或者有意的妥协。与敢于表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立场的丁玲、萧红相比,郁茹的《遥远的爱》对新女性人生道路的设定和规划更符合革命时代的需求,其对女性私人化的欲望和需求的表达也更加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