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1980年，历史进入传说中的80年代。对中国文坛来说，真有点春天到来的意思，许多旧树、病树、僵树，此时已在和煦春光中重新抖擞起精神，把自个儿的老树新芽张罗得满坛都是。在这一片文学之林中，更有许多黑马冒将出来，奔突其间，奋啼嘶鸣，力图发出个性声音，颇夺人眼球，张辛欣是其中一个，并且还是十分抢眼的一个，即便是在新时期簇拥而起的女作家群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她出位的文学才华，更有她在书写中呈现的“性别意识”，这种意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与受众来说，不能不说具有某种超前或先锋意味。换而言之，张辛欣凭借其对性别问题的敏锐感受，不仅使其在小说叙事上占有某种先机，也使她的小说效应具有某种先声的意味。

1981年发表于《收获》杂志第1期上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正是这么一篇小说。从题名上来看，至少可以看出三点有关本文信息：一是此小说有关男女情事；二是此事已然发生；三是在追溯反省往事中怀有懊悔情绪。但若仅是如此，此小说与几千年来被命运错肩而过的幽女怨妇叙事俗套也就几无差别。《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当然自有其鲜明的时代印迹，它主要以第一人称的自叙方式，讲述了女售票员兼业余编剧的“我”与业余剧团导演“他”的一段情感纠葛，两人从互有好感、互相吸引到有“疾”而终。而这个“疾”，就是张辛欣在本小说中所要表现与所要揭示的重点。当时的张辛欣，也许并不具有自觉明确的性别意识，但中国女性的现实境遇与其切身体验，让敏感的她，在当时文坛劲刮“伤痕”风的情景下，却独写“性别问题”——尽管张辛欣并不能完全脱“俗”，在叙事中处处留有那个时代的“伤痕”印迹，以至于有论者至今仍把此小说归于“伤痕文学”一类。

这篇小说着重表现的是至今仍深深困惑着现代女性的一个问题，即“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肯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这个特定境遇产生了后来被俗称为“女强人”的女人，女人成为“女强人”也许既非出于自愿，更非出于自觉，按时下流行语可谓是“被女强”。但虽是“被”，“强”起来却是事实。于是，在两性情感关系中，一种普泛性心态——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便顺势而生，即“寻找男子汉”。“寻找男子汉”与其说是“男子汉”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莫如说是女性本身的“强起”，造成对男性平视后的落空与失望。但问题的复杂还在于，有史以来的性别文化所赋予女性之“第二性”的奴性心理，又使之还未能拥有完全自觉的主体性，她们依然在仰视男性的轨道上做惯性滑行，无法警觉并挣脱从古至今的“妹妹找哥哥”之心理模式，她们习惯寻找比自己更强大的男子汉，作为征服自己或让自己臣服的对象，这种心理，既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当然，反之亦可推论，“寻找男子汉”从表层上看尽管仍受女性之“第二性”惯性所驱使，但从其深层却透露出一个更强大的信息，那就是她们自身的“强起”，以及因之有可能将要被终结的“寻找”，当然，这是后话。因此，当时的张辛欣，还只能既敏感又局限，既先锋又保守，还只能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沿着寻找男子汉而不得，转而寻找“我”不得之原因的叙事逻辑，去呈现她所发现的性别问题之“疾”。我们可以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把此“疾”还原于生活场景之中，一幕幕呈现出来。

第一幕：行事、气质都够“鲁”，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够“文”的女售票员兼业余编剧“我”，打心眼儿里就没瞧得上芸芸众男。但有一天，“在我身后，有人不由分说地挤上来。我的整个后背一下子感到一股强悍、坚实的力量，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往上走。是他！来不及张嘴说他什么，仅仅顾上承受着他接二连三、非常有力的冲击”。这个比我更有力量的他，恰是做我编剧的导演。于是，从世俗生活到精神生活，一个更强于我的男子汉出现了……

第二幕：两人相交。他开始对我发出接二连三的感受与评价，而要命的是，我居然如此在乎他对我的感受与评价：“你站住了，转身重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真没想到！你的剧本写得那么清新、那么美，你却是这样儿！’‘什么样儿？！’我想你终究要点我在电车上那副粗鲁、无能的模样了。‘要强。难得！’这几个字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对这夸奖表示出按常理应有的羞涩或者不以为然，偏偏按捺不住要笑出来。”

第三幕：可惜这最初听起来似乎是“夸奖”的话——对他来说，与芸芸众女的不同，也是吸引他多少有点新奇与赏识的地方吧。但是，当由社会空间的工作或事业的合作关系，慢慢转向私人空间的情感关系时，这话到后来就愈来愈变味儿了：“看剧本时，我总猜想你会是个文静、深沉的姑娘，可你倒有点儿男子的性格！”你抬起头，在很近的地方探寻什么似的端详着我：“你一向这么自信要强吗？”

第四幕：“我们可以走得慢些吗？你说。噢！我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我竟像平常一样走得飞快！我很想和你在一起多呆一会儿，甚至暗暗祝愿这站路格外长些。可实在是惯了！不是赶着去上班，就是忙着去哪儿办事。连姿势也成了这样：匆匆迈着不加修饰的快步，胸和肩朝前探，急急忙忙奔向预定的地方……你又笑我像个男子汉吗？我有意放慢了脚步，并且安安静静闭上嘴。但这种特别的留神让我觉得有点儿别扭……”在社会关系中养成的男性气质，与在男女关系中需要体现的女性气质，开始让我在与他的相处中内外错乱，左右不是“人”。

第五幕：他开始怀念那个并不存在的女人——也是现代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她很要强，然而文静……”“你象她，又不象……我希望你改改你的性格，凭着女性本来的气质，完全可以有力量……”他开始修正并改变我。而不幸的是，我对他的这种比较与“忠告”，居然不反感，反而开始迎合他而否定自我：“尽管男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差异，但一般来说，对标准女性的评价和要求却差不多。你也是一样。而我，一个让你说是有些男子汉气的女子，是不会讨人喜欢的！怪了！我过去就明白这一点，反而为自己的冷静、能够自立感到骄傲；现在，却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我为什么会给你这样的印象呢？！”

第六幕：我开始为给他留下这样的印象而懊恼，寻找原因并开始怨天尤人：“为了对付社会生活的压力，防御窥视私人秘密的好奇心和嫉妒心，我不得不常常戴起中性、甚至男性的面具……在职业上，在电车上，要和男人用一样的气力；在事业上，更没有可依赖、指望的余地，只有自己面对失败，重新干起！在政治上，在生活道路上，在危急关头，在一切选择上只有凭自己决断！这能全怪我吗？！”

第七幕：尽管看起来是环境所逼，但他的看法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我开始迎合他的想象改变自己：“我会不会变得可爱一点儿呢？会的！我并非生来如此。”因为，“在我的生活中现在有你存在着，一切都变了！为了你，我愿意尽量地改，做一个真正的女子”！

第八幕：于是，我开始放弃自我、个性与原则。但毕竟已然“男性化”过的我——已然走上社会，拥有过独立自主性的现代女性，却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以他马首是瞻的驯服女人之中。于是，这样的内心挣扎总是伴随着我：“对自己生气。我是干什么呀！为了这么个幻想的天地，为了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几句台词、几段细节，就活活地损害了我自己的形象！这会儿，我真正羡慕刘婕那样的女孩子们，不管她们是本能，是有意，总之是那么一副文静的模样！如果我始终温文尔雅、细声慢气，不固执地坚持那么一点点东西，光对你笑一笑算了，哪会弄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和你争吵，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以为那只是一件男式外衣，哪想到已经深深渗入我的气质中。想脱也脱不下来！我真对自己失望！”

第九幕：痛定思痛，我似乎发现了“疾”之所在：“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显然这是一个悖论，但我没能看透这个悖论的荒谬性，而是陷进这个悖论中彻底扭曲自我，把一个本来“要强自信”的我，活生生变成个新祥林嫂，在他弃我而去后，我不仅老在寻思“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还不停地“在心底独自忏悔”，求他“原谅我”。

也许，唯有如此矛盾、纠结与扭曲，才会如此真实地呈现出当时中国女性所身处的性别境遇。这样的“忏悔”文本，让我们想起早于《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半个多世纪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即鲁迅的《伤逝》。《伤逝》也是以一个忏悔者的口吻来呈现一场有“疾”而终的男女情事，只不过做忏悔的是在二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角色，而有意思的也正在于此，仅仅因为忏悔者的性别角色不同，两个文本便有着极大的差异：《伤逝》的忏悔者涓生，在叙事中始终端着他那精神导师兼启蒙者的款，自始至终都做着那个女性沉默者子君的评判者。也因此，一种怪异且悖谬的文本现象便由此产生：在求对方宽恕的语义下，却充满贬损对方的语气；在自我忏悔的语表下，却充斥训导对方的语意，这使得男主角的所谓忏悔变得不仅言不由衷而且不乏虚伪。再相与比较，《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虽写于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虽是以女性自述发声，可发的却仍是以对方评判标准所做的忏悔，并为此不惜自责自否，真诚到无以复加，真诚到可悲可叹。

不过，有趣的是，恐怕连张辛欣自己也始料未及，她所赋予《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之真诚的忏悔，在时过20年后的今天看来，居然能使其文本产生出一种奇特的反讽效果。即，“我”在其中自责愈深，愈能显示出“我”处境之困窘；“我”在其中愈是认错，就愈能让人们感觉到现实之错。

因此，也可以说，张辛欣虽然写的是“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但揭示的其实是一个不能不使我“错过”的怪圈。由社会空间/角色捶打出来的具有男性气质（甚而男性人格）的要强女性，虽可以获得“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称赞一个女人在同样领域内的成就时，就只能称之为‘简直像男的’”（西美尔语）的社会评价与“自信心”，但却注定要在男女私人空间/角色关系中遭遇滑铁卢。这种令女性身份、角色、气质乃至人格的分裂境况，给女性带来深重的困惑、迷茫、无所适从、自我否定……“我”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证。

可以看出，张辛欣在这一时段里，一定对这个问题特别在意，也特别欲一吐为快。否则，她也不会虽借《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一吐此心中块垒，但似乎意犹未尽，或者是因此小说还未引起足够的反响，总之，张辛欣有点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接着，她又在《收获》杂志198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把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明眼人一看便知，虽然二者在人物、故事、情节设置上各不相同，但所要表现的、表达的、揭示的乃是一样的问题。不过，张辛欣的这个坚持与努力是值得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甫一发表，便引起文坛与社会的强烈反响，并在日后被公认为张辛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只不过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正是前者短篇的酝酿与沉积，才铺垫了后者中篇的成熟与成功。而我还要说的是，虽然囿于历史局限性，张辛欣在当时还只具备让其女主人公囿于怪圈中打转的思维方式，但此两篇小说所揭示的性别问题，却至今仍引发我们对性别政治权力背景的深省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