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苏伟贞的短篇《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下称《日》），就其小说的故事本身而言，其实是很“老套”的，无非就是男主人公有了外遇而给家庭带来了变故。但它却获得了2002年的台湾九歌年度小说奖，作者入选（台湾）2002年度小说家。这一情况，恐怕更多是由于它的“试验新形式和拓展新范围”（袁琼琼语）。确实如此，这个“老套”故事的展开，作者采用的是一种“陌生”的方式。

其“陌生”既在于叙事本身。“老爷恐怕玩得太过火，骚货趁势抓机会闹开了，不给名分等着瞧”，情急之下老爷使出调虎离山计支走了老太太并狼狈出逃。当老太太回到如遭洗劫的家，“脸色五颜六色跑马灯似的”。如果说，老太太之后如陷世界末日地哀嚎，呼天抢地地寻短见，这对于一个旧式老太太而言都应该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但是，老太太呆立房门口久久迸出的是这么一句话：“都打算走了，姿态还摆得这么真，这说明老爷是一个多么糊涂懦弱的人。”随后，仍旧按照老爷的菜谱开出整桌菜，用完餐仍旧继续写她的日记，如此日复一日。只是，她的日记却又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日记里，如同钟摆的准时一样，冯老太太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随老爷子赴宴，给老爷子做寿，跟老爷一起与“女儿”同享天伦，直至宣布自己“寿终正寝”。老太太的日记仿佛一个诡谲的迷宫，以“无声”的话语让全家人看得心惊胆战，真假难辨。因为，她的日记是写在尽人可看的“挂在墙壁”的日历上的。这就使得一个“弃妇”的故事变得有意味起来。

其“陌生”还在于小说的架构上。小说完全拆解了传统叙事的样式，在老太太的日记和家人的观感这一重叙事间，加入了另外两重叙述，一是西蒙·波伏娃至纳尔逊·艾格林的情书内容，一是沈从文《边城》里与翠翠相关的情节。作者在叙事主线中同时插入两种看似游离的声音，但读来却不给人以突兀和生硬感，恰恰相反，以为这两种声音本来就是为叙述者的叙事而准备的。比如：在老太太自语“老爷是一个多么糊涂懦弱的人”之后，出现了《边城》的这么一段描写：“天夜了，有一只大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地从翠翠身旁飞过去，她说：‘看你飞得多远？’”老太太用完晚餐上楼写日记，随后出现了西蒙·波娃至纳尔逊·艾格林的一段情书内容：“亲爱的纳尔逊：这栋安静的屋子最近发生一些可悲的事，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安静的生活就此结束了。”显然，作者很是用了机巧，荟萃了不同经典的同质底蕴，使得三重叙事并行不悖且浑然一体。这么一来，既极大地拓展了接受主体艺术想象的空间，也从话语和“日记”表象的另一极突显了老太太对世事过于洞明却仍然难以抵御内心深处所涌动的无奈与伤痛。整部小说则因“陌生”而充满了哀怨和悲凉。

然而，在一个充满实验意味的文本形式里，却是一部无法实验的女性“历史”。

老太太俨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妇女，“日常工作无非伺候老爷孩子，重心是老爷。五个孩子还没有一个老爷费事，老太太奉行一夫一妻制如信仰一位神祇”。但是，很值得注意，作者却在有意无意间给足了老太太也未尝不是现代女子的讯息：“以前老爷绝倒于二十年代绍兴师爷鲁迅文章。‘有想法！够筋道！’老太太跟着看……”；“老太太民初风格好使钢笔，（还只灌派克墨水，后来缺货，找死人！）”至于90岁的老人了呢，不但自己仍在坚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写日记，“冯家女眷个个跟着老太太学了爱写日记”——这确如吻合了一句发聋振聩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其事实就在于，一如冯老太太，即便皴染了现代文明的启蒙，也具备了于现实社会中可资谋生的条件，诸如像同时代的那些得风气之先的新女性一样教书、写作等等，换言之，也就是具备了追求社会身份和经济独立的资质。但是，在传统樊篱与现代追求的角逐中，女性终究难以挣脱“第二性”的屈辱地位，夫权社会权力关系的强大和男性中心观念的冥顽，完全足以随心所欲地诠释和塑造女人。因此，“冯老太太”看似以一种迥异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妇女的现代知性女子身份出场，却仍然扮演着“出嫁从夫”的传统女性的角色，在一个由男性话语垄断的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制约中别无他途。

但是，女人难道不是天生的吗？在文本内里的不同缝隙中，我们却似乎感受到作者的犹疑与挣扎。

在《日》中，“老爷政府里当顾问，负责经济政策咨询，另外大学兼几堂课”，老太太自然在家相夫教子。这一家庭“模式”当然可作多种解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结构？女性被禁锢在传统樊篱中而失却了自我？男权话语主宰了女性的独立与自由？……似乎都可以成立。不过，这至少不是冯家老爷太太生活的全部。写日记是小说的中心事件，“之前呢，老太太日记便不存在隐私权，随便摊在那儿……如果加上老爷兴起朱笔眉批更有看头”——这倒是一幅颇有意味而值得咀嚼的画面。回到波伏娃命题的“原点”，无疑，其根本的要义是在于“反对以自然生理结构为基础的性别本质主义，企图为女人的独立和平等在理论和观念上扫清道路”，1675196而且也具有实践上的意义。以男女平等、男女平权这一强烈的政治诉求迅速地由欧美而席卷全球，迅速地由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历史文化领域的深处，并在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中，有效地将女权意识嵌入到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这便是问题的终极目标，最终陷入男女两性于现实社会的分庭抗礼，这是否应该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天生既为女人，其生理结构及其情商机制必然存在与男性的绝对差异，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态度。恰恰是波伏娃，在《日》中被作者“截取”了这么一段情话：“宝贝纳尔逊：下一次，如果你想和一个人睡觉，那就睡吧！这次你没有这么做，我把它看成一份柔情蜜意的礼物。但是一份礼物不等于赡养费，你不欠我什么，因而这份礼物极为珍贵，再说一句，请永远告诉我实情。”在这里，波伏娃以一个看似具有极其鲜明的主体意识的“独立”的“我”对来自男性的“爱”表达出了最女性的感应或曰感恩（伦理学层面的道德评判从略）。这是作者的信手拈来还是不经意地暗示已不重要。历史地看，以追求男女平等平权为发端的女权主义运动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人——人——女人这一“女性历史”的脉络已逐渐清晰起来，男女不可克服的生理差异，在可能的意义上不再是权力压迫的借口，而是各自的优势，也指向了两性和谐的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一如前述那幅耐人寻味的图景。

遗憾的是，好一幅冯家老爷太太一起激赏绍兴师爷鲁迅檄文，一起品铭美文奇章的琴瑟和鸣图，随着一个局外的“娇娆货色”（小说原话）的介入而不复存在了。

那么，女人确乎是生成的？至少在一个“流亡”的时代大抵如此？所谓“流亡”，在这里，本是老五冯朝对老母亲日记的破解：“她写的不过是流亡”。老太太兴起时，还开始大量画图，“一路由北往西南转东移动，最后跨越东海来到台湾”。这或许是一个传统写作式的对冯氏家族背景的委婉交代？但正是这个如此强烈的政治符号在无意间表露出了叙事主体仍然处于某种程度的迷失与焦虑。直言之，由巨大的政治历史空间变动而造成的“流离失所”，对于一个“生成”的女人而言，无疑远逊于情归何处的情感“流亡”所陷入的恐慌和绝望。苏伟贞索性直接表明，“不过这都是重要而不是主要事件，只是背景，最主要是什么呢？日记吧？为什么？（萨依德说，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你难道不明白吗？”毋庸置疑，老太太面对老爷离去其从容淡定的表象深处，实质上是一个陷于极度分裂的幽灵，“从此凭空闯出一块创作空间”。比如，“今天四北请我和老爷上馆子。……不知怎么仿佛回到年轻故事里最神奇而且已经失落的梦中”；“从今天开始……老爷和我一起陪冯冯去学校，走过挺拔的大王椰林，九月的清晨像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初旅，我很高兴冯冯和老爷在我身边。”……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些荒诞无稽的虚构日记源自老太太内心深处的孤独，也可以认为是老太太以一厢情愿的幻象来自我抚慰滴血的心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看，即便是从挣脱传统权力关系格局出发，且积极参与了“女性历史”重构的现代女性写作，其主体的完全建构，显然也并不可能同步完成；甚至，往往在质疑“第二性”女性身份及其地位的同时，仍然有可能难以逃脱“生成”的历史规定，或曰仍然会陷于“生成”的集体无意识。笔者坚持认为，男女不可克服的生理差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将永远存在。但在可能的意义上不再是权力压迫的借口，并以各自的优势指向两性和谐的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却完全是有理由可以期待的。但是，一如苏伟贞笔下的“冯老太太”，看似现代却仍难以自处，每每在挣脱男权樊篱的努力中，骨子里却还缠绕着男权情结，终而走不出老旧故事的幽怨，这才是“女性历史”的最触目惊心处。

“冯老太太”到底情归何处？如何破解这一亘古难题？犹疑也罢，迷失也罢，毕竟，“新世纪台湾第一道曙光照在兰屿”（小说结束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