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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它的图案——评张爱玲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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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这是一种危险的劳作,这些画中的生命不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到哪里去?从哪里来?故事和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连张爱玲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将他们写出来,她曾说“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现在,人去字空,我唯有丧气地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发呆,直至把眼睛看伤,也没从屏幕中看出什么灵感。

不过,张爱玲的画却真是好图画。有个版画家看了她的漫画,连声叹道:“画得好!画得好!画得好!”并且断言,如果她从事绘画,会是个很好的画家。事实上,张爱玲也的确差点选择了“美术”这一行。

她在少作《天才梦》中说:“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这话看了让人啼笑皆非,于张爱玲现世主义的魂灵凸现之外,却也说明,张爱玲对于美术,绝对不是一般的驻足者。

从目前的漫画来看,她的技术性相当好,线条极其准确而自信,即使是画了很多年的人也不一定能做到如此准确而自信,如《上海女学生白胖热闹》这幅,侧面脸颊的线条从额头到下巴,一笔勾出,绝不含糊,然后两笔勾出鼻子和上嘴唇,这样的表现力是惊人的。又如《物伤其类》中的《笨》和《女像陈列所》,也是极好的作品。《大学即景(一)》则用笔坚韧有力,粗细均匀,造型感很好。《大家闺秀》中所绘人物眼睛眉毛边的断笔原为轮廓错笔,发现不对后立即另画一条脸颊轮廓线,剩下的线条再没有多余的,而且寥寥几笔,生动传神。

《张爱玲自画像》

张爱玲的漫画用笔方式有炭画,如《听秋声》;有毛笔画,如《郑先生与郑夫人》;有钢笔画,如《戏剧》;有钢笔毛笔混合画,如大部分小说人物(小说人物常常用毛笔作图,用钢笔勾,用刀刮)。总体上以钢笔画居多。(据张子静说,她还善画铅笔画,这些画的前身可能都是铅笔画。)

漫画是很难画的画种,它的特点是取其意,既要简练,又要传神,画漫画需要天赋和许多内在的素质。张爱玲的漫画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模仿性,下笔灵动佻达,甚至刻薄,她画美女用的线条很抽象艳异。此外,她几乎不用背景,这点和许多漫画家尤其不同。

20世纪40年代经常登载她文字和漫画的刊物《杂志》中,也有不少漫画家为别的作者配的插图,如江毓祺为朱简的《友情》配的漫画——两个女人夸张地抱头痛哭,周围有乡下的房子、树,甚至石坎、箱子这样的细节背景。又如胡亚光为疏影的《追》配图,人物总是置身于环境的一隅,窗户、墙壁、墙上的镜框、桌子、毛线团……细致到累赘。张爱玲却不然,她的漫画大部分是将人凭空推出的,由于深谙“无”的艺术,她极其懂得运用空白的力量,也懂得运用人的力量。平素对于色彩,她极为敏感,字眼也爱用色彩浓厚的,自己的画却大部分用线条和黑白块,几笔凸显一人。我们看她的自画像(原载《杂志》1944年5月第十三卷第二期),就是靠惯用的空白单线条走着身体脸型的轮廓,身后也是广大的空白,在这种约束的美中,她自己躲进一束黑影(黑影是另一种意义的空白),背手站着,看不到她对世事的神情,偷笑或鄙夷,傲慢或气恼,甚或“哀矜而勿喜”。那背后的神秘令我欢悦蛊惑,竟然鬼使神差般放下手中的小说创作,被莫名的机缘拖进她的陷阱,借用鲁迅爷爷的那句话,不由偷换两字叹道:吁,机缘之事,难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论。

“世相”是张爱玲漫画最具创造力、想象力和观察力的部分,你不得不身心竦动,为她诡的眼力和表现力,这些能力的来源难以解释,似乎确实是天生而成的。

有人的地方,必有世相,佛以各种幻身藏匿佛相,人却掩饰不了自己的真质。人与人,像空气中的分子,摩擦着,浮动着,排斥着,吸引着,在世界的此岸挂着复杂的脸,因为此岸的挣扎,他们的眼神和肢体常常变形,人被彼此的变形带入欺轧和盲目的悖境,因而更强烈地索求那微妙的“亲爱”与“温暖”——这大约就是混沌的“人”的世界。

这个“人”的世界,是张爱玲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角隅,她的散文《谈画》,其实只谈塞尚的画,注意力却全在“人”,人的成分特别浓厚,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张爱玲是一个无论阅历多少,都会迅速转化成艺术经验的作家,根本就在于她对“人”的敏感——有人,必得有故事,有愁烦,有众生百相,“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情态是她一贯推崇的,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基本眼光。

她的创作内核意外地落在两个极其相似的地方:上海和香港,隔了相当距离的两个空间,却都是中国地域最具城市形态的地方,都有鲜明的殖民特征,都带着洋气、商气和现代、传统的繁杂面目,都透着无法用任何文化定义的奇怪气息,并且,都是“人”最集中的地方。它们和张爱玲的创作是相生相死的,那种反高潮的氛围也正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写作语境:“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这样清醒的艺术抽绎,使得张爱玲将两个城市的文明彷徨和人性特征,不仅借小说熏烧出一团团的魂,而且借漫画勾勒出一道道的影。

于是有了这些画。

这是一个张爱玲式的人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这些画中有关香港部分的细节,胡兰成曾在《评张爱玲》中透露说:“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看到空茫想象小说的她,用线条挑剔具体的人,实在是一种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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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这是一种危险的劳作,这些画中的生命不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到哪里去?从哪里来?故事和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连张爱玲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将他们写出来,她曾说“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现在,人去字空,我唯有丧气地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发呆,直至把眼睛看伤,也没从屏幕中看出什么灵感。

不过,张爱玲的画却真是好图画。有个版画家看了她的漫画,连声叹道:“画得好!画得好!画得好!”并且断言,如果她从事绘画,会是个很好的画家。事实上,张爱玲也的确差点选择了“美术”这一行。

她在少作《天才梦》中说:“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这话看了让人啼笑皆非,于张爱玲现世主义的魂灵凸现之外,却也说明,张爱玲对于美术,绝对不是一般的驻足者。

从目前的漫画来看,她的技术性相当好,线条极其准确而自信,即使是画了很多年的人也不一定能做到如此准确而自信,如《上海女学生白胖热闹》这幅,侧面脸颊的线条从额头到下巴,一笔勾出,绝不含糊,然后两笔勾出鼻子和上嘴唇,这样的表现力是惊人的。又如《物伤其类》中的《笨》和《女像陈列所》,也是极好的作品。《大学即景(一)》则用笔坚韧有力,粗细均匀,造型感很好。《大家闺秀》中所绘人物眼睛眉毛边的断笔原为轮廓错笔,发现不对后立即另画一条脸颊轮廓线,剩下的线条再没有多余的,而且寥寥几笔,生动传神。

《张爱玲自画像》

张爱玲的漫画用笔方式有炭画,如《听秋声》;有毛笔画,如《郑先生与郑夫人》;有钢笔画,如《戏剧》;有钢笔毛笔混合画,如大部分小说人物(小说人物常常用毛笔作图,用钢笔勾,用刀刮)。总体上以钢笔画居多。(据张子静说,她还善画铅笔画,这些画的前身可能都是铅笔画。)

漫画是很难画的画种,它的特点是取其意,既要简练,又要传神,画漫画需要天赋和许多内在的素质。张爱玲的漫画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模仿性,下笔灵动佻达,甚至刻薄,她画美女用的线条很抽象艳异。此外,她几乎不用背景,这点和许多漫画家尤其不同。

20世纪40年代经常登载她文字和漫画的刊物《杂志》中,也有不少漫画家为别的作者配的插图,如江毓祺为朱简的《友情》配的漫画——两个女人夸张地抱头痛哭,周围有乡下的房子、树,甚至石坎、箱子这样的细节背景。又如胡亚光为疏影的《追》配图,人物总是置身于环境的一隅,窗户、墙壁、墙上的镜框、桌子、毛线团……细致到累赘。张爱玲却不然,她的漫画大部分是将人凭空推出的,由于深谙“无”的艺术,她极其懂得运用空白的力量,也懂得运用人的力量。平素对于色彩,她极为敏感,字眼也爱用色彩浓厚的,自己的画却大部分用线条和黑白块,几笔凸显一人。我们看她的自画像(原载《杂志》1944年5月第十三卷第二期),就是靠惯用的空白单线条走着身体脸型的轮廓,身后也是广大的空白,在这种约束的美中,她自己躲进一束黑影(黑影是另一种意义的空白),背手站着,看不到她对世事的神情,偷笑或鄙夷,傲慢或气恼,甚或“哀矜而勿喜”。那背后的神秘令我欢悦蛊惑,竟然鬼使神差般放下手中的小说创作,被莫名的机缘拖进她的陷阱,借用鲁迅爷爷的那句话,不由偷换两字叹道:吁,机缘之事,难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论。

“世相”是张爱玲漫画最具创造力、想象力和观察力的部分,你不得不身心竦动,为她诡的眼力和表现力,这些能力的来源难以解释,似乎确实是天生而成的。

有人的地方,必有世相,佛以各种幻身藏匿佛相,人却掩饰不了自己的真质。人与人,像空气中的分子,摩擦着,浮动着,排斥着,吸引着,在世界的此岸挂着复杂的脸,因为此岸的挣扎,他们的眼神和肢体常常变形,人被彼此的变形带入欺轧和盲目的悖境,因而更强烈地索求那微妙的“亲爱”与“温暖”——这大约就是混沌的“人”的世界。

这个“人”的世界,是张爱玲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角隅,她的散文《谈画》,其实只谈塞尚的画,注意力却全在“人”,人的成分特别浓厚,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张爱玲是一个无论阅历多少,都会迅速转化成艺术经验的作家,根本就在于她对“人”的敏感——有人,必得有故事,有愁烦,有众生百相,“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情态是她一贯推崇的,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基本眼光。

她的创作内核意外地落在两个极其相似的地方:上海和香港,隔了相当距离的两个空间,却都是中国地域最具城市形态的地方,都有鲜明的殖民特征,都带着洋气、商气和现代、传统的繁杂面目,都透着无法用任何文化定义的奇怪气息,并且,都是“人”最集中的地方。它们和张爱玲的创作是相生相死的,那种反高潮的氛围也正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写作语境:“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的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可以觉得传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来。”这样清醒的艺术抽绎,使得张爱玲将两个城市的文明彷徨和人性特征,不仅借小说熏烧出一团团的魂,而且借漫画勾勒出一道道的影。

于是有了这些画。

这是一个张爱玲式的人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这些画中有关香港部分的细节,胡兰成曾在《评张爱玲》中透露说:“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看到空茫想象小说的她,用线条挑剔具体的人,实在是一种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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