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饥饿源自匮乏，从本体的角度来说，欲望的本性和存在的基础是匮乏。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需要物质的满足来消除；精神匮乏带来的痛苦，需要精神的满足来消除。《杀夫》看似写饥饿，实乃写欲望。李昂将《杀夫》称作“吃不饱”的文学，小说中的食与性被赋予了一种性别政治色彩，作者借由饥饿——“食饥饿”和“性饥饿”，彰显了女性在食与性方面的严重匮乏和强烈需求，展现了女性欲望的非我状态。正如王国维所言：“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也就是说，人生的痛苦源自欲望的不能满足。《杀夫》就通过林市和阿罔官这两个人物食欲与性欲的无法满足，上演了一部女性身体被围困的苦难剧。

《杀夫》中的女主人公林市，是一个生存没有任何保障，连吃饭的自主权都没有的女人。林市不想吃，丈夫就偏要她吃，若不吃就挨揍；林市想吃，丈夫又不让她吃，还将食物锁起来。丈夫完全掌控了她的吃喝大权，即生存大权。丈夫之所以能行使这个大权，就是因为他有优于林市的性别——男性。这个掌控了妻子吃喝与生存大权的丈夫，在社会中不过是一个地位极其低下的屠夫而已。同样都是人，却因性别之差，女性连满足食欲的权力都没有。食欲满足权被丈夫剥夺了的林市，时刻处于饥饿的状态中。为了摆脱那强烈的饥饿恐惧感，她采取了一系列自救行动，先是顺从丈夫的虐待以换取食物，然后就是偷、找活干、饲小鸭换粮食、乞讨等，甚至偷吃祭拜鬼神的供品。当丈夫把她自谋吃食的所有生路都斩断后，走投无路的她只好屠杀了丈夫。李昂在写林市的“饥饿”的同时，还反复通过对她口中不断涌酸水的情状描述，凸显其内心强烈无比的“饥饿感”。在此，“饥饿”和“饥饿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饥饿”主要指向生理层面，是身体匮乏的一种状态；“饥饿感”主要指向精神层面，是身体匮乏的一种体验。当生理性的“饥饿”作为强烈的体验，成为一种永恒记忆时，这种“饥饿”就会转向心理层面，形成一种“饥饿感”。哪怕身体不处于饥饿状态，这种“饥饿感”也会引发身体对饥饿的记忆与恐惧。也就是说，“饥饿”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饥饿感”却是一种恒久的体验，无处不在。这种心理层面的“饥饿感”，将会演变成一种内趋力，支配人去消除可能会带来“饥饿”的种种隐患。消灭饥饿就要满足匮乏，满足匮乏的唯一途径就是占有。而造成林市饥饿的根源，就是丈夫对她的吃权的剥夺。于是，林市杀死了丈夫，夺回了自己的吃权，也是生存权。杀夫后，林市不管不顾地先饱食了一顿，然后不再有恐怖梦魇地沉沉睡去，像幽灵一样跟着她的“饥饿感”终于消失了。因为伴随着她的控制者的死亡，她成了自己的主人，身体和精神终于获得自由，内心的“饥饿感”也随之消失。在此，林市的身体“通过（进食）占有世界而实现自己为世界内在者，反之世界也通过被进食而成为在者的世界”。1675199李昂借由“饥饿”与“饥饿感”的辩证关系，揭示被男权文化围困的女性，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内心都潜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饥饿感”。

李昂通过夫妻间这种“不让吃”与“就要吃”的较量，写出了男权体制下男性“控制欲”与女性“反控制欲”的抗争。作者在小说中特意设置了两组前后呼应的对等意象：一组是林市初夜与母亲被奸时，母女俩猛吃的情景重叠：她们一个满嘴塞满了猪肉，另一个满嘴塞满了白饭团；另一组是结尾林市杀夫时，陈江水与奸母之人的影像重叠：林市把屠刀砍向陈江水，眼前浮现的却是奸母之人的脸。这两组重叠、对等的意象，说明林市母女的悲剧是千百年来遭受封建男权压制的女性命运的缩影。说明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性别抗争，不仅存在于林市与陈江水之间，而且存在于男女两种性别之间。它是男权体制压抑女性欲望、扭曲女性人格的一种表现。

欲望的满足本是一个递升过程，是按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由低到高、由片面到全面的次序递进、上升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自然物的存在，然后才能有其他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当衣、食这些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以保障时，爱、感情与归属等的需要都成了不切实际的奢谈、臆想。然而，如果人的欲望只停留在生理层面，必将导致人格的不健全。在陈江水压制、欺凌下生活的林市，时刻处于饥饿的恐惧状态中，生活的全部意义对她而言就是“觅食”。由此，她成了一个为维持最低生存需要而活的愚钝女性，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鲁迅曾用“睡着了的身体”来比喻灵魂的“无有”，《杀夫》中共出现三次林市吃饱了就睡去的情景：新婚第二天、第一次乞讨时和杀夫后。这三次吃饱了就睡去的情景，皆出现于林市命运的转折关头。正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本能原欲的压抑，才导致了林市的身体与灵魂的疏离，使她的人格被扭曲，仅停留在生理需要层面，没有往更高一层的心理层面发展，从而形成了她无知、迷惘、恐惧、孤僻、无力的不健全人格。李昂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以女性的暴力反抗，控诉了男权对女性欲望的非人压制，借由林市杀夫传递了砍倒男权体制的意愿。因为，唯有砍倒了男权体制，林市才能真正走出“食饥饿”对她身体的围困。

如果说，林市是男权社会中被“食饥饿”围困的女性，那么阿罔官则是男权社会中被“性饥饿”围困的女性。

阿罔官这一人物形象，李昂对她着墨最多的就是“性饥饿”的描写，以及她“以女性的声音传达男性思想”1675200的极大热衷。具有“偷窥癖”的阿罔官，是个极为变态的女性。在阿罔官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张爱玲笔下曹七巧（《金锁记》）和银娣（《怨女》）的影子，她们都是因性压抑而变态的女性。曹七巧的扭曲、变态，葬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阿罔官的扭曲、变态，则“舌杀”了林市的生命。阿罔官的变态源自男权社会规范对其身体性欲的压抑。“赤裸的性欲是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id），它需要受到依‘现实原则’而行事之‘自我’（ego）的引导，与依‘道德原则’而行事之‘超我’（superego）的节制。”1675201阿罔官的“原我”本来蓬勃无比，但是她的“自我”却对男权文化的女德极为认同。由此，导致她身心分裂，陷入癫狂的变态之中。她不仅“偷窥”林市的私生活，还因嫉妒生恨，把自己被男权压抑的性痛苦发泄到林市身上，变本加厉地欺负、折磨对方。

男权压迫对于女性个体，往往是通过身体压抑、塑造和思想改造、规范来完成的。例如：用“笑不露齿”规定女性身体的行为，用“裹脚束胸”塑造女性身体的形态，用“足不出户”限定女性身体的活动范围，用“三从四德”禁锢女性思想的发展。对女性身体、思想的塑造和规范，无疑是对女性“欲”和“情”的压抑与取消。身为寡妇，在男权社会夹缝中生存的阿罔官，承袭了男权社会的传统思想，认为女性身体的职责仅是繁衍后代，不能有性的需求，更不能自主追求性欲的满足，从而刻意压制自己性方面的生理欲望。然而，“性欲的忍禁，反而会使之高涨”1675202。越是受压抑的东西，往往越会拐弯抹角地找出路。于是，阿罔官把性饥渴投射在对他人性事的兴趣上，转变为“偷窥癖”。她不断偷窥林市夫妇，从中获得意淫的愉悦，填补自己的生理空缺。这都是男权文化种下的恶果。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绝对的性自由，男人不仅可以三妻四妾，而且还可以婚外嫖妓。像陈江水在林市身上得不到性满足时，就将自身的性欲投射到妓女身上。但是，身为女性的阿罔官，却没有这种性自由，她只能“从一而终”。性的长久压抑，使阿罔官的灵魂完全扭曲，她好像一只会吃人的母兽。以至于林市撞见偷窥的她时，其眼中漾着的“咄咄逼人”的“水光”，居然让林市害怕地联想到陈江水逼近身时的眼光。强烈的“性饥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阿罔官因偷窥而闪着红霞的脸上。阿罔官偷窥后脸上闪现的红光，实际上是作者在暗示她已从偷窥中获得了满足。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都认为性是人类生存的动力，阿罔官的这种满足神色，不正说明女性也需要这种动力吗？只是她的这种动力来源不正，是一种被男权制“阉割”了的变态情欲。传统男权文化中，“寡妇”就意味着“禁欲”，必须死守“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贞操观。因此阿罔官只能通过偷窥来满足自身匮乏的性欲，为了偷窥，她不管在土墙下蹲多久，以至于身子最后无法站直也在所不惜。她与施叔青笔下的常满姨一样，总是极力、刻意地掩饰自己的情欲，偷窥被发现后，她以“这土墙快倒了，我把它扶扶”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窘态。事情败露后，就上演苦肉计，通过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还大言不惭地说道：“像我，最有担当，人一黑白讲说到我，我表明心志，就死给你看。你们大家看，我死不去就表示我做得正，天公不爱我死，给我还魂回来讲几句公道话，象林市这款查某，自己爱给人干，饿鬼假客气。”她把自己的“阉割焦虑”，转化为对林市的谣言攻击，以此来掩饰自己难耐的性欲，维护自己的贞洁形象。同时又通过对林市的编排造谣，使自己内在的难耐情欲得以趋缓。林市本是一个对性茫然无知的混沌女性，或许对于她来讲，作为实施性的身体场域，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能够换取食物的有效工具，经阿罔官描绘后，她却变成了别人眼里的放荡淫妇。阿罔官把林市痛苦的哀叫描述成淫荡的呻吟，说林市“哪里要每回唉唉大小声叫，骗人不知以为有多爽，这种查某，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说伊还浪费我的嘴舌”。林市被虐的事实，到她那里就被描述成是“贪男人那一根”，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无形中已成了男权文化的宣扬者，更不知正是这种“事夫如事天”的男权思维，使情欲成为她心中的怪魔：她的身体喊着“要”，她的精神却喊着“不要”。为夫守节和情欲难耐反复折磨着她。

传统男权文化，总是把女性定位为“天使”或“魔鬼”。“天使”是无性欲的，她的性欲是为满足男人的性需求及传宗接代而存在的；“魔鬼”是有性欲的，她的性欲被男人视为洪水猛兽，得到的是淫妇的封号。“魔鬼”与“天使”的搏斗，使阿罔官的精神和肉体呈现出二元对立状态，导致她肉体和精神的极度分裂。“在心理方面，对性冲动既不能不驱遣，而又驱遣不去，结果是一个不断的来复的挣扎焦虑，而越是驱遣不成，神经上性的意象越是纷然杂陈……这两种倾向便会转变成为一种虚伪的贞静的表现。”1675203阿罔官的伪“自律”、伪“道德”、伪“贞洁”，其实都是男权文化的贞操观念给逼迫出来的，它不仅“阉割”了女性肉体，还“阉割”了女性精神，它曾经祸害了林市母亲的生命，现在又捣毁了阿罔官的自由意志。

男权社会之所以对女性的贞操如此关切，“就是希望压抑女人，希望掌握的不但是她的现在，还要包括她的过去和未来，要求她以这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她自身的价值”1675204。为此，除了社会律令与道德训诫的无形枷锁外，男性还发明了贞操带和“女性割礼”。但是，“深具讽刺意味的是，男性的‘割礼’（去包皮）与女性的‘割礼’（去阴核），同样都称做Circumcision，然而前者的目的是为了让男孩子的性器官获得最完全的发育，以增长他的性活动能力，后者的目的则恰恰相反”1675205，是为了削弱女性的性能力，保持女性的贞洁。贞操观是女性自我发展的绊脚石，它好比套住女性身心的一把枷锁，不仅“物化”女性的身体，还“异化”女性的思想。男权社会中的许多女性，为了得到男性的荣宠，不得不把这一贞操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外化为自己的行为，被动地认同这一观念。女性主义学者玛丽·达利曾用“嗜尸症”这个恐怖的意象来形容男权文化中心的特征，认为男人都喜欢“死了的”女人。这里“死了的”女人不是指女尸，而是指精神上缺乏自觉性、唯男性意识形态是从的女性。其实，“死了的”女人，就是精神饥饿的女人，她们的灵魂被男权文化这根柔软不定的丝线牢牢地缠住了，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阿罔官就是典型代表，她既渴望得到自身情欲的满足，又害怕来自男权道德的惩罚，终于灵魂扭曲，成了一个变态、刻薄的恶毒女人。她把对男权势力的无力感，转化为对同性弱者的攻击，用男权社会的教条批判林市母女，成为男权社会杀死林市的帮凶。借由这一人物形象，李昂强烈地批判了以阿罔官为代表的压制女人欲望的伪道德。

然而，不管是要维持身体基本生存的林市，还是要满足生理欲望需求的阿罔官，她们都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分别用外在表现与内在认同的方式，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或压抑、扭曲欲望，或根本就没有欲望，丧失自我。但是她们自我的丧失都是无奈的。无论林市的“饥饿病”，还是阿罔官的“偷窥癖”，她们的身体都在男权文化的囚禁中，陷入了肉体和精神的饥饿之中。

当今，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女性解放的逐渐深入，女性开始从各个层面突围男权文化的包围，也包括“身体”的突围，这是现实生活和女性文学中的一个共同突出现象。然而，当“身体”开始自由时，身体却成了一些好逸恶劳的女性炒作成名和换取优越生活的资本，成了一些女作家迎合市场需求进行媚俗写作的工具，她们分别以身体的去蔽裸露和写作中的感官凸显，展现了精神上的虚无。这种“身体”突围的方式，不仅带来了“身体”与文化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更带来了“身体”与文学审美和人文精神的冲突。这种“身体”的自由和狂欢，既不是女性解放所要的，也不是社会进步所需的，因为它缺乏人性澄明的底蕴和文学审美的要求，更不符合女性解放自我的要求。如何把握好我们的“身体”，这是每一个真正具有自我意识的女性都该认真思索的，也是女性文学和女性解放需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