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途程来看，中国的现代社会（1919～1949）与近代社会（1840～1919）一样，都是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上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这一时期道德变迁的主要内容有对近代道德变迁的承续、奴化道德的推行、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等，也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性。在理论层面上，出现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学衡派”、早期现代新儒家、“战国策派”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

中国现代道德变迁和伦理学派及思想的产生与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关。

根据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社会均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均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革命的领导权发生了转移。在此之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此之后，则由无产阶级领导，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本书所说的“现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封建经济，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封建经济指以地主掌握土地所有权，通过收取地租等形式盘剥农民的一种经济形态。辛亥革命虽然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经济制度，地主仍然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封建、半封建经济形态依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指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盘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现代社会，就资本所有权来讲，有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分。其中相对于官僚资本而言的民族资本，即民办、商办等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下，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发展历程，虽然它是三种资本形态中的“弱者”，但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综合性经济形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中共领导人在20世纪40年代曾把这种经济形态称作“新资本主义”经济，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经济的综合体，它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领导者是“革命政权”，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

以上三种经济形态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它们的同时存在和相互斗争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

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缓慢地上升态势。

农业是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但农业生产方式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广大农民依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保持着一种前现代化的自然经济状态。由于生活环境的习染，多数农民甚至地主都有着一种浓郁的“土地情结”。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在她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名作《大地》（The Good Earth）中，以中国近现代的农村生活为题材，描述了主人公王龙由一个贫苦农民到地主的发迹史，虽然王龙也曾“饱暖思淫欲”，但始终没有放弃对土地的挚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春天的感觉越来越迟钝。有一样东西还留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对土地的热爱。……他握着土，感到心满意足”。他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我们从庄稼地来……一定要回庄稼地去……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1684794一代一代的王龙们在土地上重复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他们的生命来源于土地又复归于土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现代社会的农业经济没有丝毫改变。事实上，中国现代社会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入了现代化的成分，发生着一些悄然的变化。一是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施，部分田地（数量很小）实行了电力灌溉，至1949年，已经引进拖拉机400余台，其他部分农业机械和西方的农业技术也被引进中国。从农业机械使用来看，1932～1934年，农业机械和部件进口额为40万元，1935年为66万元，1936年为100万元以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抽水机和部件的进口额也从1932年的75万元上升到1936年的250万元。1684795二是具有资本主义农业性质的新式垦殖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至1919年达数百家，多为股份公司与合资公司，拥有一定数量的农机设备，但从2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三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农村集镇市场的繁荣上。农民们不仅通过市场出卖自己的农副业产品，也通过市场购买所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如布匹、肥料、煤油等，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农业和工业，促进了农产品的市场化。据估计，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约为105亿元，1936年约为145亿元，1684796呈缓慢上升趋势。

工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的工业经济如农业经济一样，总体上处于缓慢上升的态势。据统计，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加大，辛亥革命时期仅为2%，到1949年增长到20%左右。16847971936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0年增长52.3%，1936年的产业资本比1920年增长了3.37倍，1936年的近代化工厂的生产总值比1920年增长了约173%。1684798除此之外，兵器、化工、水利、建筑、造纸、印刷、纺织、石油、电力、煤炭、有色金属、钢铁冶炼以及交通运输业（如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发展。然而，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控制，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许多工业基础还相当薄弱，已有的工业部门大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虽有进步，但与社会发展所应当达到的水平相距甚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局的动荡，各种政治势力、军事集团相互倾轧，战火不断。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争权夺利，你方唱罢我登场，最高权力的易手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各地军阀把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转嫁给地方，地方则增加各种税赋以盘剥百姓。他们还利用战争机会掠夺土地，任意伤害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以三民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不顾外患，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1931年之后，日本的魔爪再一次伸向了中国，他们以精良的武器和极其残忍的手段攻城略地，建立伪政权，残杀无辜平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1945年，当人们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公然挑起了内战，又一次把中国推进战火当中。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短短的30年，是饱受战争摧残和政治磨难的30年。也正是在这残酷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以及各种曲折之后，以“燎原之势”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与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相联系，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代。所谓开放态势是与封闭态势相对的一个概念，指各种思想派别、体系、学说比肩而立的学术状态。开放态势虽非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独有，如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时期正统与异端的并立、明清之际启蒙与蒙昧的纷争、近代进化与退化的共存，等等，但就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均不及中国现代。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限定在中国内部，有古今而无中外。中国现代的百家争鸣则跨越了国界的限制，集古今中外于一体，其开放的程度具有空前广泛性，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诸流派、印度佛教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马克思主义等，既有中西印文化之间的抗争与融合，又有中西印文化内部的对立与渗透，同时还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长。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科学主义、生命主义、新理学、新心学、新佛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思想文化派别相互争鸣，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五彩缤纷的壮丽画卷。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继续和发展，二者同处在古今中外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开放时代。但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相比，现代思想文化的开放态势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方面，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中世纪文化、近代文化相互间及其自身的斗争，而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则产生了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对各种文化主要处在“吞而食之”的阶段，往往饥不择食，食而未化，破多于立，虽开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先声，但未及构建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体系。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对各种文化则主要处在“消而化之”的阶段，边破边立，运用主体的选择和创造机制，构建了若干思想文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事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