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毛泽东,邓小平,总部经济——东方“红”!
走“红”东方的总部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今天被“引入”中国?为什么在总部经济诞生的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没有能够在“东方阵营”的苏联诞生?东欧诞生?古巴诞生?越南诞生?朝鲜诞生?以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诞生……而偏偏在中国诞生呢?是什么原因,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把这原本是不折不扣的一只“西方阵营里的狼”,引进到“东方阵营”的中国的“家室”里来的呢?
有些人把这个功劳归于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这个解释过于肤浅,因为邓小平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阵营”的中国行得通,而在其他“东方阵营”的国家却行不通,必定有中国这个国家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父亲在很多重要的历史场合,曾有机会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工作。毛泽东许多会议上的发言文件和谈话文件,都出自于他们秘书处的笔录。在父亲留下来的资料和文件中,令我记忆最深的,要算是毛泽东的一段精彩哲言。他说过: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破,将它们和在一起;然后再重新捏成两个菩萨——这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的这段哲言在我们那一代人中间,已经广泛地流传。
毛泽东说的“两个泥菩萨”,其实就是指的新一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建设,它的精髓,正是出自于毛泽东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发表的《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对立统一的方法论”中。1972年2月21日,正是毛泽东主动地借助乒乓球的威力,在中南海实现了他与“西方阵营”首领尼克松的握手,并且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天被全世界的媒体称为“改变世界的日子”。因为正是这一天,决定了“两个泥菩萨”的共同命运。毛泽东自己把自己的“泥菩萨”给打破了——而这正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东方总部经济与西方总部经济的确有些不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毛泽东在“东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领袖中,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不安分”的人。毛泽东的这个一心想“打破单一体制泥菩萨”的梦想,贯穿在他开创新型共和国建设脉络的始终;如果能长寿的话,我坚信他将会把“两个泥菩萨”翻来倒去,花样迭出,乐此不疲……使之贯穿于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这里面当然包括总部经济的诞生,而且不仅是如此。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可以回顾他打造现代中国的道路: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澳门、台湾保持自己的经济体制同时存在的那个时刻开始,毛泽东就为今天总部经济在中国的诞生,播下了两个泥菩萨的“种子”。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两个泥菩萨共存”的现象,也不仅仅是在边境之外,甚至在中国国内50年代以后的漫长历史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两只猫”的影子:解放初期农村合作社运动中,毛泽东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留地同时存在;城市工商业改造进程当中,毛泽东允许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与社会主义企业“公私合营”;甚至毛泽东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仍然在庐山建造了别墅,希望蒋介石能体面地回来。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几十年如一日地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因此也就为后来的国家领导者们提供了“两个泥菩萨”共同表演的理论和机会。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金日成领导的朝鲜、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能够具有毛泽东的中国这种“让两个泥菩萨共存于一体”的胆量和命运。
变化,是毛泽东人生的精髓。不断地否定自己以前既定的政策,包括重新起用已经被自己打倒的人,使自己的国家永远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无穷的变化之中——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独一无二的中国。
邓小平反对过毛泽东,但是他没有忘记把毛泽东“否定之否定”的学说用于自己的实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对计划经济的乾纲独断负有责任,他们也都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给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之间相隔不到10年,这使得“黑白两个泥菩萨”的色彩在中国固定下来,并且把这种混合特色,贯穿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城市和村庄,每件具体政策和事情上。只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色彩,各自使用到何种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
总部经济能够来到中国或者说在中国诞生,并且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其功劳不仅在邓小平,正是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两个泥菩萨”的中国,才为后来的邓小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空间。
白泥菩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黑泥菩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不管是黑泥菩萨,还是白泥菩萨,
只要能为人类造福,就是好菩萨!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重新调和——中国总部经济的“泥菩萨”,就是在这样的两种混合色彩的“特色”中,完成了它自己的诞生。
这是总部经济在地球的东方表现出来的生命奇迹。
这也是东方总部经济与西方总部经济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想,毛泽东和邓小平生前恐怕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会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世界总部经济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