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圣之间，常只是一念之差，或细微至一张口一出声便见分晓。

经研中心原有的人员构成，按创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研究机构的要求来考量，明显差之远矣。但限于种种原因，“存量结构”不易变动，只能靠“增量调整”。研究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假冒伪劣、虚张声势等天然抵触。虽有诗仙李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皆受激励，但难就难在不易测定你是何“用”之“才”，比如搞研究，就并非所有人都适用。中国的很多问题，包括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多半出在“眉目不清”上。那“大锅饭”、那流毒甚深的平均主义及其心理期待、那似是而非的“安置就业”等实际上都混淆了差别或差异，无法使人各得其所，最终恐怕自己都容易犯糊涂究竟算个什么“才”的！

本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体现差别或差异。它应当是有意区别或区分的结果。最初提出此意，曾遭遇嘀嘀咕咕，尽管非常个别，而且不那么有底气。嘀嘀咕咕是中国人的一大“绝活”，真可惜多少人才、多少效率、多少欢快竟被它无情掩埋！它原本是天底下最无聊的人伦颠倒，如同冬末京郊朗润晴空下不时有寒风刮起一样令人憎恶。它敏感而又阴暗地排斥那些照理该去认同、该去追逐、该去看齐的先进，以一脸的鄙夷去掩饰自身之短，或满足那点再虚弱不过的自尊。岂有圣者之洁？然而，“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世风已变，市场经济时代终究今非昔比，它天然地讲究透明——透明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而任凭那闲言碎语风吹雨打去，只认定“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最硬的“硬道理”。因此，九博士依然“纵论”，“纵论”依然出版，何“才”能挡？区别或区分本来就是事物间客观差异的因应而已、显现而已，其积极指向不外乎为促使落后转为先进，也促使先进更上一层楼，并共同作用于整个集体形象的硬朗。这有多好？允公允能，大道光明，齐心阔步向前迈就是了，何至于还左右犯难，容不下他人之强，结果给自己也没弄个好心情？倘若独秀于林，未必不可能摧之；而今依“九”之众，已成“规模经济”，还玩那嘀嘀咕咕老一套，除了不经意间又多了一种境界和情怀上的区别或区分（相去甚远）之外，还能“摧”掉什么？况且，如以全社会正在竞相迸发和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的大时代背景为尺度，“相形”之下，惶惶然便更是“见绌”了。

从篇目及内容看，九博士涉笔无一雷同，不乏创新。一些视角、论辩、笔锋明显是个性张扬，并以真知灼见为自信的源泉与支撑，从而使本书总体上呈现“高”人一等之面貌。做学问，能做到博士这境地，虽非已是由凡而圣，但至少俗称“高学历”，实属不易，因而比一般人“高”出一头半截也很自然。这并不排除博士们之间也可见出些高低来，比如我，是其中唯一于四十好几后“在职攻读”的，肯定不那么“正宗”，所以大可看做“捆绑销售”。同时，也更不能否认博士们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然离圣贤、离大家或名家均有相当一些尺寸，那就必须继续与凡庸决战才是。然而，他们毕竟以集体的名义相聚一起，合成为一个成长性很强的新型研究机构中的支柱性力量，其威风抖擞、气宇轩昂、锐不可当……是很能诠释何为感染力的。近识南宁观音禅寺妙性法师，多有启悟。如禅宗以定慧为本，“定”即定心、定神之“定”，不染万境，止恶无喧，可去贪嗔癫狂之态；“慧”即智慧、聪慧之“慧”，光明透彻，内照自心，能除愚痴不化之根。两者相济相成，“定”为“慧”之体，即育就心智，且可果实穗沉；“慧”为“定”之用，即充满灵性，不似枯木顽石。按此论来，如总在“风尘波波”状态，必有挂碍，不是求名太甚，就是逐利太过，长此以往，“忙忙”而至“碌碌”，何以潜心升华而圣洁？奇妙的是，我默识且吟咏已久的昆明筇竹寺内那幅名联“两手把大地山河捏瘪搓圆洒向空中毫无色相，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进肚里大放光明”，一直找不到出处，而今妙性大师指悟：就出自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六祖自幼贫寒，目不识丁，终成此槃槃气象，才真叫“高”人，不，“高”僧是也！

附录的几篇论文也多有意蕴，触角直指新奇，老道者运思有神，后来人敏捷如风，一并付梓编发，是对九博士的呼应，也更符合“增量调整”后的现有研究力的结构与阵容，尽管很可能待本书出版时“国家经贸委经研中心”已改换门庭。

笔行至此，闻窗外寒风已止，更见明星高悬而定定地发亮。身傍皇陵，夜静深处，借淡淡光芒，独视园中雪地余痕，那该是众人踏足兴之所至！这很使我忆起某地海滩上的一句广告语：“留下脚印，捡走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