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严重不足，导致很多男性不能婚配而鳏居终身（王美英，2006）。光棍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群体冲突的模式有显著影响。淮北各种侵犯或防卫运动的主要成员是光棍，走私、土匪、看青者和民兵，都主要来自于光棍群体（Perry，1980）。

社会动乱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剧烈的是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暴动不绝如缕，差不多都与流民经常的大量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和朱琳，2004）。在清代，“邪教之起，多由游民”1695284，在著名的白莲教起义中，“凡游荡而不务正业者”，“及失业饥寒之民”都积极参加到起义队伍的行列中。咸丰初年，由于河徙漕停，许多佣力于运河线上的纤夫、水手，“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而参加了捻军起义。1695285在晚清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其参加者也有很多游民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陈振江，1991）。

光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秘密社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秘密社会的形成与政治压迫或颠覆关系密切（Glick & Hong，1947；Tiger，2004）。在很多情况下，秘密社会在社会变革中充当代理人，是政治变革的工具。秘密社会有挑起冲突的能力，不愿屈服于当局，他们与当局不相容（Tiger，2004）。中国的秘密社会是反社会群体的基本组成部分（Chesneaux，1972）。

1840～1850年，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揭竿而起，这些暴动，大多数都是由会党一类民间组织策动的，如北方各省的白莲教、天理教，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的捻党，四川、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斋教。而天地会的势力更盛，几乎遍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它发动的暴动最为频繁（张永东，2007）。天地会起义和台湾罗汉脚等历史事件证明了底层光棍是起义的重要组织和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