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区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传统的牧区被定居和草场的不断细分所代替；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牧区人口开始迁移到牧区之外。随着草场的退化，政府在草原牧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缓解草原的压力，如休牧禁牧、草畜平衡。人们经常将牧区的这些变化看做是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希塔嘎查的调查表明，许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人口资源压力下的唯一选择。如走场制度的被放弃主要不是人口和牲畜增加的必然结果，而是畜牧业经营单位被缩小的结果，因此，希望通过减少牧区人口从而减少牲畜数量，并最终改善草原环境的政策，也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

草原牧区正在经历快速的变化，原来流动的牧民逐渐定居下来，建立了固定的居所，随着定居的出现，牲畜游动的半径缩小了，传统游牧方式停止了。在承包制度的影响下，草原被不断细分，牧场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清晰。受到市场化的影响，牧民的牲畜结构趋于单一，市场经常成为左右牧民生产行为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草原的严重退化，国家制定了越来越多严格的生态政策，牧民的生计活动经常因国家的政策而发生改变。牧民生产方式的改变经常被认为是人口增加的结果，为了维持日益增加的人口，必然增加牲畜的数量，不断增加的人口和牲畜缩小了牲畜的活动空间，从而导致游牧的停止。由于人口增加必然会大量消耗资源，因此，人口增加、超载过牧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草原生态环境恶化也被认为是人口增加所致。从这些分析可以推导出来，解决草原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减少草原的人口和牲畜数量，移民、城市化等减少草原人口的手段被普遍应用。1703665

但是人口与草原畜牧业和草原生态的关系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草原的制度变迁，比如定居，可能并非是单纯人口增加导致的结果，产权的制度安排可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草原环境恶化也并非单纯人口和牲畜增加的结果，减少牧区人口不一定就可以恢复草原的生态环境；草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承包将草原划成小块落实到家庭，从而割断了草原的整体性，被分割的草原也许不利于草原的保护和利用。

本文是我在锡林浩特附近一个嘎查所做的调查的报告。希望通过嘎查的历史变迁分析，来回答上述一些问题。1703666在这项研究中我发现，与许多流行的看法不同，这个嘎查的定居发生在1970年代末期牲畜数量最少而非最多的时候；1990年代以后，嘎查的人口在逐渐外迁，留在本嘎查内的人口在减少，但是牲畜数量并没有因此减少。承包可以使草原落实到户，但是落实到户以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自然排除外来人口对草原的破坏。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我们所调查嘎查的情况，特别是放牧制度改变的过程；第二部分讨论草场流转、人口增减和迁移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草场边界、外来资本和雇工问题；第四部分是一些简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