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明郑归降清朝，中国政局逐步稳定，清政府随即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江（松江上海）、浙、闽（福州和厦门）、粤（广州）四海关成立。康熙时期，清政府设立的闽海关分别在福州和厦门设有海关监督衙门，即“南台和厦门衙署”。1728038到了雍正时期，为杜绝人口大量移居海外，浙闽总督高其倬等规定了海外贸易船的出口之处，“闽省者总归厦门一处出口，粤省者总归虎门一处出口，其别处口岸一概严禁，如有违禁在别处放船者，即行查拿，照私越之例治罪”。1728039甚至在厦门、广州等地设有“番馆”，专门接待来华贸易的外商。1717年以前，清代对外贸易的原则以“西洋来市、东洋往市、南洋互市”为主1728040，使得中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全面开放，外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广州或厦门港进行贸易，而运载货物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船只的数量更是惊人。与此同时，随着政局的稳定，景德镇窑业逐步恢复。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派官员到景德镇负责督管烧造宫廷用器的御窑。康熙时期，官府废除了匠籍制，充分激发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嘉靖以来御窑生产的“官搭民烧”制度，在康熙时期固定下来。这些措施和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民窑的发展。康熙中期的瓷器质量达到了我国制瓷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产品胎体洁白、坚硬，青花呈色浓艳，纹饰精美，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外销瓷的品种既包括鲜艳精致的青花瓷，又有以五彩为主的彩瓷。康熙青花色调丰富，色彩鲜蓝青翠，备受推崇。从康熙后期开始，景德镇生产的与转变期瓷器风格完全不同的以红、绿为基调的五彩瓷器在欧洲备受青睐，同时还仿烧古伊万里的金襕手（也称“中式伊万里”）。加上这一时期因为荷兰人的努力经营，海外瓷器市场日益扩大，因此海禁一开，瓷器便大规模输出，中国外销瓷的生产和输出进入一个新高峰。

1683年以后，中国陶瓷器再次大量输入欧洲。17世纪晚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中国商船装载货物驶往巴达维亚，完全能够满足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明郑以来输入欧洲的日本瓷器品质不如中国瓷器，价格却是原来中国瓷器的2～3倍，而且供应不稳定，所以在中国贸易再次开通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马上停止从日本方面购买瓷器，重新从中国进口。由于大量陶瓷由中国商船运到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89年决定放弃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的政策。根据海牙博物馆保存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该公司在1683～1729年、1734～1757年购买的中国货都是在巴达维亚从中国商人手里购得，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回欧洲的。1728041一直到18世纪中期，还有少量日本瓷器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商人运销亚洲各地，或辗转运至欧洲荷兰、英国、法国等地。日本伊万里瓷作为17世纪中期以来外销欧洲的高档瓷器很受欢迎，无论是“柿右卫门样式”，还是后来的“金襕手样式”，都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情趣。“金襕手样式”模仿景德镇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红绿彩瓷器，青花瓷烧成后再在釉上绘金彩、红彩，欧洲订烧这类大瓶、大壶装饰宫殿和宅邸，其装饰风格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一致，所以该类瓷器在欧洲很受欢迎。大量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的日本瓷器被辗转运到欧洲，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私商参与了日本瓷器的贸易，他们将瓷器从日本运出，然后从巴达维亚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或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销欧洲。同时，法国和英国还在欧洲市场抢购瓷器。

随着对华贸易的繁荣发展，大量东方物品输入欧洲，对欧洲人的品位及审美产生了很大影响。17～18世纪，欧洲盛行中国风，中国的文化、建筑、艺术都在欧洲大为流行，受到欧洲人的热捧。用中国丝绸做衣服，用中国的瓷质餐具和茶具吃饭、饮茶在当时的欧洲都成为时尚。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陶瓷器不仅仅是器皿，更是社会知识、财富、权力的象征。很多瓷器的装饰作用大于其实用性。收藏这些异国瓷器并在室内展示，成为当时的潮流。碗、盘、碟、瓶被用来装饰壁架和橱柜，或在夏天用来装饰壁炉。后来，在欧洲的贵族家庭中，出现了很多私人收藏的展柜和陈列室、瓷器室（见图7-1）。1728042特别是随着茶、咖啡、可可等热饮在欧洲的兴起和流行，对瓷器的需求量进一步增长。自18世纪开始，英、法商船每年都到厦门及广州购买茶叶、生丝、丝绸、瓷器。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到达巴达维亚的中国货船获取瓷器，而非直接前往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商船运送大量陶瓷器到巴达维亚，走私贸易也异常活跃，巴达维亚总督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于1694年下令暂时终止公司从东方购入瓷器，转而专注于亚洲间的瓷器贸易，结果英国商人运销的瓷器充斥阿姆斯特丹市场。1728043

图7-1 用于摆放中国外销瓷的胡桃木橱柜（上海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