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生产和外销往往与特定时期的海外贸易背景及港口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明代晚期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月港附近以平和、南靖、广东饶平为生产中心的制瓷业随之兴起。漳州窑的兴烧与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有直接关系。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陆续到达东亚海域，建立基地，逐步开展起早期全球贸易。

一般认为漳州窑的始烧年代为嘉靖时期，或与葡萄牙在嘉靖时期以漳州月港、浯屿为贸易据点进行对华走私贸易有关。17281501557年以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开始在此开展全球贸易，澳门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东非的象牙、犀角，印度的棉织品，东南亚的胡椒等都被运到澳门，以便在广州换取丝绸和瓷器。葡萄牙人还于1543年到达日本，作为中日贸易的主要中介者，大力发展中日贸易。葡萄牙人利用在对日贸易中赚取的白银在广州购买大量的丝绸和瓷器运到澳门，再销往东南亚和欧洲。当时，在东亚地区的商品中，丝绸“主要运往印度、中东和欧洲市场”，瓷器“主要在占婆、暹罗、文华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港口进行交易，更精细的则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到波斯，另有一部分运到东非，质量最好的则运往里斯本市场”。1728151

这一时期西班牙渡过大西洋，在占有墨西哥后，又横跨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建立殖民地，并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后将其作为贸易基地。因为菲律宾自身并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物资，西班牙的货物主要依靠中国商人供应，所以他们很快与中国商人建立起贸易关系。西班牙殖民地统治者曾积极鼓励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1574年，拉末沙礼士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由于我们的热情接待，中国人每年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贸易，带来许多货物供应我们，如糖、大小麦粉、坚果、葡萄干、梨和桔子、丝、上等瓷器和铁，以及我们在此缺乏的其他小物品。”1728152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逐渐形成，漳州月港也成为其贸易货品的主要来源地。

稍晚时期，荷兰人也到达东亚海域，并凭借着更强大的坚船利炮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展了激烈的海上霸权的争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先后在万丹、日本平户、北大年及印度沿岸的许多港口设立起一系列商馆，并以这些商馆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贸易体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葡萄牙人一步步逐出亚洲市场，逐渐主导了亚洲的贸易。17世纪30年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台湾建立起的贸易线路稳定之后，中国陶瓷开始大规模输出，每年有大量船只往返于台湾、巴达维亚和荷兰，每艘船只每次返航时都会运输数万件瓷器，而荷兰每年运往欧洲和亚洲各地的瓷器数量都在几十万件以上。1728153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特定样品订单订制符合欧洲、波斯、印度等市场需要的瓷器，以精美的景德镇瓷器为主，同时还将粗制瓷器运销东南亚各岛之间从事“岛间贸易”，或亚洲境内各港埠间的“港脚贸易”。1728154福州、厦门、安海都是这一时期向台湾运送精、粗陶瓷的主要港口。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经常提到的粗瓷产品就应包含漳州窑类型的瓷器。

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的开放，使得闽南海商有了合法出洋贸易的机会。及至澳门开埠，闽粤商人更是“趋之若鹜”。1728155受中西贸易的刺激，嘉靖、万历时期中国东南私人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几乎遍及闽浙沿海，甚至出现了像以林凤、李旦、郑芝龙这样的巨头为首的武装集团。它们往往拥有庞大的资产、船队与武装力量，活跃在北到日本、南到东南亚的海域上。它们作为环中国海域的主人，在早期西方人的转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月港兴起及东南海商贸易的活跃进一步带动了中国沿海地区农副产品及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漳州窑的兴起即是其体现。

相对于景德镇产品来说，漳州窑产品要粗糙得多。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开始，景德镇制瓷原料匮乏，特别是在官窑的压迫下，民窑的发展受到制约。面对欧洲人到来带来的广阔海外市场，漳州窑瓷器在万历年间景德镇民窑因原料的匮乏而出现危机的时候，作为景德镇外销瓷器的补充品而大量烧造。在日本、东南亚以及东非、拉美等地的古遗址中，在南海以及东南亚海域直至大西洋海底的古代沉船中，都发现有漳州窑类型的瓷器。

广东海域发现的“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以漳州窑青花瓷（见图9-9）为大宗，所以人们推测“南澳I号”沉船的始发地极有可能是漳州月港，航行年代为万历时期。1728156菲律宾海域发现的明代沉船“皇家舰长暗沙2号”（Wreck 2 of the Royal Captain Shoal）上发现有3700多件漳州窑生产的青花瓷器以及彩色玻璃珠、铜锣、铁棒、铜钱等物1728157，其出水瓷器特征及器物组合与“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非常相似，二者出水的船货主要是漳州窑产品，结合窑址考古资料可知它们主要是漳州二垅窑的器物1728158。这类风格的漳州窑产品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广泛的出土。

图9-9 “南澳I号”沉船出水的漳州窑瓷器

西沙海域发现的“北礁3号”沉船遗址中出水了大批青花瓷器，从产品特征看，既有景德镇窑产品，也有福建漳州窑产品。特别是漳州窑的大盘非常有特色，装饰手法流行口沿一周锦地开光带饰，腹部留白，盘心装饰仙山楼台、双凤山水、荷塘芦雁、岁寒三友等。1728159菲律宾好运岛海域打捞的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San Diego）出水了500多件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瓷，包括景德镇生产的典型开光装饰的克拉克瓷，也包括漳州窑产品。1728160越南中南部平顺省沿海海域打捞的“平顺号”（Binh Thuan）沉船出水的船货主要是成摞的铁锅和漳州窑瓷器，包括漳州窑的青花、五彩、素三彩瓷器，总数达34000多件。1728161西方学者在查找档案后认为，“平顺号”沉船可能是在1608年中国商人I Sin Ho 为荷兰运载丝绸及其他中国货物到马来西亚柔佛地区的过程中沉没于越南海域的。1728162大西洋圣赫勒拿岛附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白狮号”沉船（Witte Leeuw）（1613年）1728163、中国南海海域的哈彻沉船（Hatcher Junk）（1643年左右）1728164等也都被发现装载有一定量的漳州窑产品。

和“南澳I号”沉船出水瓷器相似的沉船器物组合还见于在南加利福尼亚海岸沉没的马尼拉帆船“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1728165在旧金山以北的德雷克斯海湾附近的印第安人贝冢中，发掘、出土了和“圣迭戈号”沉船瓷器一样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和福建漳州窑器物。1728166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瓷器随着马尼拉帆船大量销往拉美地区，最早在巴西的上层殖民者家庭中被使用，后来其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墨西哥和南美的广大地区，使用人群也从上流社会扩大到一般的拉美民众。近些年，墨西哥、秘鲁、利马等拉美各地的考古遗址也不断出土中国明清瓷片1728167，除了一部分景德镇所产的优质克拉克瓷外，还有不少是华南外销瓷窑口所产。可见，华南瓷器作为一般民众使用的产品也进入了非洲、美洲等地的欧洲殖民地市场。

但漳州窑产品主要还是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东亚、东南亚地区出土，表明亚洲是其主要的消费市场。日本关西地区的大阪、长崎、堺市、平户等地城市遗址的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前半期的地层中大量出土过漳州窑的青花瓷和五彩瓷器，这两类瓷器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以及土耳其等地也都有发现。1728168在对17世纪代表性的国际贸易港口会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量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陶瓷器，且其中，福建、广东窑系的制品多于景德镇窑系制品。日本学者根据遗址资料和沉船资料的综合研究，认为漳州窑瓷器大量出现和存在的时间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1585～1615年，明万历十三年至四十三年），到17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即中国的明晚期至清初期）才逐渐被景德镇窑系制品所取代。1728169万历晚期，景德镇民窑不仅摆脱了原料危机，而且还逐步获得了任意开采和使用优质高岭土的权利，特别是随着御器场的停烧，大量的优秀工匠流向民间，景德镇民窑制瓷业获得飞速发展，烧造的瓷器再次取代漳州窑产品成为外销瓷器的主体。较晚时期的哈彻沉船上发现的漳州窑瓷器无论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装饰的复杂性上，都无法和漳州窑盛烧期的产品相提并论，这或许就代表了漳州窑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