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后，中国制瓷业格局发生变化。在漳州窑衰落之后，德化青花瓷代之而起并在清代中、晚期走向兴盛。康熙晚期至道光年间应是整个福建青花瓷器生产的全盛时期。1728183以德化为中心，包括永春、安溪、华安、南靖、粤东饶平以及惠来、大埔、潮州等在内的华南地区的众多窑口，在产品特征、纹饰题材、题写名款乃至装烧技术上均体现出共同风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清代外销瓷产区。

清代华南地区以德化为中心的青花外销瓷业的兴起与厦门港的崛起密切相关。明朝末年，随着漳州月港、安平港的衰落，厦门港逐渐兴起，并且凭借自身良好的港口优势在清朝初年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港口。1728184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随着郑氏海商集团退出政治舞台，清廷宣布停止海禁，在厦门、广州等地设立四大海关。雍正五年（1727年），厦门被辟为福建省通洋正口和全国对台航运的总口，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也被清政府定为往南洋官方贸易的发舶中心。1728185每年出国贸易者以福建省最多，其次是广东省。即使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厦门港有所衰退，但每年从厦门开赴暹罗的大船仍至少有40艘，还有很多大型船只前往婆罗洲等东南亚地区。1728186实际上，也有很多外国船只到达厦门。如朝廷特许西班牙船来厦门贸易，因为它能带来大量的白银。“按吕宋夷船每岁载番银一十四、五万来厦贸易，所购布匹之外，瓷器、石条、方砖亦不甚贵重，非特有利于厦门，闽省通得其利。”1728187故而，有清一代，厦门“田少海多，民以海为田，自通洋弛禁，夷夏梯航，云屯雾集（《莫凤翔水仙宫碑》）”1728186。

厦门港的崛起带动了周边沿海地区乃至福建内陆经济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闽南陶瓷业的振兴。清代厦门港成为闽南陶瓷外销的中转站和集散地。从厦门港出洋的货物有“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雨伞、木屐、布匹、纸扎等物”1728189。文献中也多有这一时期外国商船来厦门购买瓷器的记载，如“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吕宋夷商万梨落及郎吗叮先后来厦，番梢六十余名，货物燕窝、苏木；各带番银一十四万余元，在厦购买布疋（匹）、瓷器、桂皮、石条各物”“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夷商郎万雷来厦，番梢五十余名，货物苏木、槟榔、呀兰米、海参、鹿脯；在厦购买布疋（匹）、瓷器、雨伞、桂皮、纸墨、石条、石磨、药材、白羯仔”1728189。

进入清代，厦门港的海外贸易由明郑时期以对日贸易为主，转而面向东南亚等南洋地区。1728191在清政府开放海禁初期，日本限制中国商船入港数量以后，中国商船纷纷改赴南洋，南海贸易一度繁盛。“由厦门过琼之大洲头、七洋洲（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罔有山形标识，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而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必经之所）至广南，水程七十二更；由七洲洋之西绕北而至交趾，水程七十二更（《海国闻见录》）。”1728192这段话清楚地记载了由厦门经西沙群岛往南洋的路程。

西沙群岛地处我国古代南海航线的必经之地，是我国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及印度洋沿岸地区交通往来之要冲，地理位置险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多次的水下普查和考古工作，西沙群岛海域陆续发现了一批沉船遗址和水下遗物点。1728193这些水下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瓷器标本，时代跨度从南朝至明清，其中清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器遍布西沙群岛的北礁、南沙洲、南岛、和五岛、珊瑚岛、金银岛、全富岛、石屿、银屿等各个岛礁及其附近的水下遗物点。1728194考古发现的这些清代青花产品风格较为一致，绝大多数胎釉质量较差，釉色多偏灰偏青，青花呈色不稳定，纹样多见云龙、飞凤、“寿”字纹带饰、灵芝形牵牛花纹、折枝花卉纹、亭台楼阁、行船、山水、诗句等。器物内底心或外底心常见字款或花押，晚期器物内底心还见涩圈。对比窑址资料可知，其中除了少数属于江西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外，大多为清代华南地区德化窑、东溪窑、粤东地区窑口的产品。

清朝中晚期华南瓷业兴盛的另一个背景是18世纪末期以来华瓷特别是高品质华瓷在欧洲市场的衰落。18世纪末期，欧洲盛行的“中国风”热潮逐渐衰退，加之经过几个世纪的持续销售，瓷器作为一种耐耗品，在欧洲市场几近饱和。随着欧洲陶瓷制造业的发展，欧洲许多瓷器商人转而购买英国的陶器或欧洲大陆的瓷器。从18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对高档华瓷的需求减少，对粗瓷的需求增多。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沉船资料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1994年，于马六甲海峡打捞出水的清嘉庆年间（1817年）的“戴安娜号”沉船共出水500箱计2.3万件陶瓷器，包括中国山水图画风格的“柳树纹样”青花瓷成套餐具、少量在广州订制的广彩纹章瓷、一些釉陶雕塑。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华南窑口所产大批质地较粗糙的青花碗、碟及素胎粗陶，绝大多数都属于中低档陶瓷器。1728195澳大利亚海洋公司在中国南海打捞的“泰兴号”沉船也属于这一时期。它是道光二年（1822年）从厦门港出发绕道西沙群岛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只。1728196“泰兴号”沉船打捞出水35万件陶瓷器，器物组合和“戴安娜号”沉船的陶瓷器组合非常接近，以碗、盘、碟等实用器为主。该沉船出水的瓷器仍以德化窑类型青花瓷为主，包括德化窑、东溪窑、安溪窑等窑场的产品。其上的产品风格和西沙群岛附近沉船出水的瓷器一致，如灵芝纹青花碗、盘、碟，梅雀图青花盖碗，兰、竹、菊青花盘，菊花纹青花盘，圈点纹青花碗等为典型的德化窑产品。而该沉船出水的青釉鼻烟壶、青釉青花山水纹盘、青釉炉和琮式瓶、釉面开冰裂纹青釉器、青花折枝石榴纹碟、带状印花青花酒杯、寿字纹印花青花碗盘，青花洞石牡丹纹碗、盘、碟、盖盒等，以及大量发现的酱褐釉、白釉及青花花卉纹汤匙等器物，均为东溪窑产品。

清朝中晚期，以德化窑类型为主的大量陶瓷商品通过厦门等华南港口销往世界各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地区都有发现。1728197

窑址资料、航线遗址资料及沉船资料都印证了明清以来华南瓷业的繁盛和南海航路上的繁忙景象。华南瓷业参与了明末清初早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的兴起以及清代中期以来以厦门港为中心的南海贸易繁盛的进程，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