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5月，通过支付工具供应的增加和银行储蓄的增长，里拉的不可兑换性对整个银行体系产生了作用（Fratianni e Spinelli，1997）（见图1）。货币流通的增大加强了当时运行中的6家发行机构，尤其是意大利王国的国家银行和两个南方银行（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带来了其他中介业务的增加，而这些中介大部分是法国式的动产信贷机构［比如动产信贷银行和通用银行（La Francesca，2004）］，它们活跃在建筑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领域（特别是铁路修建），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外国投资，在那个阶段，主要是法国的投资（Fenoaltea，2006）。

图1 存款和放款与GDP的比率（1870～1893年）

存款与放款份额的增长，刺激了（至少部分刺激了）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投机泡沫（Polsi，1993），接下来是一个短时期的相对紧缩。但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本来可以支撑私人投资的高储蓄份额发生变化。高储蓄率被不断增长的大批高收益率的国债所挤压，使得从事长期信贷业务的大动产信贷银行流动资金的困难凸显（Verdier，2003）。意大利统一后的金融中介现代化进程是在财政优势（及采取的适应货币政策）的框架内实现的（Fratianni e Spinelli，2001；Ricciuti，2008），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将动产信贷银行的工业投资与到国外市场上筹措流动资金连在一起，强调投资和金融中介的稳定性与国际金融周期的依存关系（Fenoaltea，2006）。

因此，货币政策和公共财政需求之间的长期关系对金融中介业务产生了影响，决定了它的可操作性和整个体系的二元化形态，其特征就是规模更小的能吸收储蓄的地方机构（储蓄银行和人民银行）与跟国外基金联系密切的更倾向于支持固定资本投资的规模较大的机构（动产信贷银行）并存。尽管动产信贷银行的资金来源于其他国家，但操作模式并非完全相同，而因本国经济体制特色的不同而存在差异（Brambilla，2010）。

19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是通过机构调整来应对的，在调整中削减了3家发行银行，建立了意大利银行（Banca d’Italia，央行，1894），货币政策的方向也有了变化。1890～1914年，在国际经济周期有利的情况下，意大利经济处于一个稳定的增长时期，为财政优势的实施提供了机会，而这是与为税收政策创造货币基础密切相关的，对金融中介的业务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当时的中央货币当局抓住机会，对统一后的几十年内采取的银行体系运作模式给予了支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压力时，外来资金的抽回多次导致意大利银行体系陷入了不稳定的局面，19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严重的危机都对资本的形成造成了负面影响（De Cecco，1990；Fenoaltea，2006）。意大利银行的目标就是要降低国内投资对于流动资金条件和国际投资者偏好的高依赖程度。另一个目标是将里拉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固挂钩，即将里拉纳入金本位体系，以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而引起的不稳定性风险。这种不稳定性是与国际流动资金的紧缩，或是与意大利政策的反向预期相关联的，压低利率，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以便在国际资本流量小但稳定的条件下获得长期增长（Ciocca，2007）。在这一框架下，投资就不会受到银行超过发行机构制定的准备金限度进行扩张性融资带来的通胀刺激的影响。这样，就能减少宏观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在19世纪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危机中，国际市场上反复出现的流动资金紧张的压力导致外资的撤回，使银行体系陷入严重的不稳定性），从而实现平衡（De Cecco，1990）。

对于银行体系，特别是对于那些地方银行和储蓄银行来说，意大利银行的目标是通过支持可以满足银行需求的资金周转在货币总量方面获得一个更好的局面，以便为上述模式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个坚实的、连贯的基础（Conti，1999）。1894～1895年成立了两个德国式的混业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意大利信贷银行，其运作要比意大利银行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筹措短期资金，为自己取得更大的自由运作空间（Confalonieri，1975）。

新的混业银行试图创建一个大型的分行网络，以避免法国式动产信贷银行在资金筹措上碰到的刚性问题。如同德国模式的混业银行往往是依靠国际资本创建的一样，意大利两个最大的混业银行也有这种国际渊源（德国、法国和瑞士资本），这使得它们能够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密集型领域（冶金、机械、电力）里的大企业提供融资，通过短期信贷和中长期信贷，它们推动了特别金融运作，支持企业上市，共同挑选管理层，和那些可靠的企业建立德国银行式的长期排他性的关系或者是最惠关系（Confalonieri，1974-1976 e 1982；Hertner，1984）。这两个混业银行支持新型的、富有活力的领域的资本形成和能力提高，促进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转移，推进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学习，遵循一种增长过程的机构一体化互助模式（Gerschenkron，1962；Federico e Toniolo，1991；Fohlin，1999）。它们基本上是建立在和股票市场的一体化基础之上的，并发展出一个弹性的一级市场和一个流动而庞大的二级市场，从而使企业达到一种财政结构的平衡，即股票、债券和短期银行借贷之间的平衡（Forsyth，1993）。

不过，混业银行表现出这种模式的一些要素与意大利中央银行所勾画出的模式（目标是降低对于国际周期的依赖性，将利率和收入增长率与私人领域里的资本收益率拉到一个水平上）相矛盾。央行当局支持的中央层面的资金流动主要是小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资金流动，而混业银行的资金流动却是依靠国内发行机构和银行供应的流动资金及国际市场提供的流动资金，两类银行的竞争在总流动资金收缩或高波动时期就会激化。在19世纪90年代初，当意大利进入工业化发展加快和收入大增时期时，特别是在1907年的危机时期，两种模式开始较量，但没有发生直接对抗。由国外的意大利移民寄回的侨汇在国家国际收支的无形项目中形成了大量的储备，意大利央行坚持的模式可以勾勒出具体的轮廓，而商业银行的总经理奥托·乔尔（Otto Joel）能够准确地理解模仿德意志银行的意义，并断言，由混业银行推动工业融资的行动和具有相当实力的股票市场（二级市场）相结合，就可以在混业银行自身允许的延期还债的情况下，“不影响自身的流动资金和储户的安全”（Nardozzi e Piluso，2010）。

焦利蒂1826542时期的经济增长决定了意大利股市的行情良好，逐步实现银行与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结合（Siciliano，2001）。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股票市场，良好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德国信贷银行的互助支持机制，延期还债支持了二级市场的流动资金，因此对市场增长和风险资本的供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Fanno，1912）。在20世纪初，存在着促进银行与市场按照一种德国模式相互结合的条件，因为德国的做法使得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Fohlin，2008）。但是，意大利的经历不同于德国，其自身条件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因素。德国混业银行是对那些生产水平和技术含量均高的企业提供融资，这使得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加强，从而对国家的贸易收支盈余产生了积极作用。意大利混业银行也是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提供融资，但它们支持的那些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银行的收益不高，企业的竞争力需要海关的保护（典型的例子就是冶金工业企业），或者需要其他形式的自然保护（其典型行业是水电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对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既没能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也没能为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作出贡献，意大利的贸易逆差是由侨汇和旅游收入等无形贸易顺差得到解决的。意大利混业银行慷慨的延期还债政策让市场的流动资金有了喘息的机会，但这与1905年以来的意大利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因为延期还债的蔓延加大了对发行机构储备的压力，结果对货币流通产生了负面影响（Nardozzi e Piluso，2010）。所以，混业银行大量采取的延期还债以支持流动资金和股票市场规模的做法违背了货币政策应保持基本独立的原则（Bonelli，1971）。

1907年的危机是意大利融资结构演进的一个分水岭，“当跨入分水岭的界限后，意大利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变得狭小而不完整了”，而整个体系呈现的还是纯粹的银行导向形态（Biscaini Cotula e Ciocca，1978）。1907年危机后，开始了一个长期的立法过程，其调整的原则基本上由意大利央行确定。由于无法分离宏观经济与对外收支的关联，被迫采取一种中介模式，以谋求在稳定条件下实现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于是，明确了调整方针，从法律上确定了在20世纪20～30年代应该完成的体制发展目标。这就确定了金融中介模式，即货币政策与混业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再融资需求脱钩，以稳定流通、汇率和投资者预期。1907年后出台的提案提出了一种调整框架，即不一定要发展股票市场（Confalonieri，1982；Nardozzi e Piluso，2010）。混业银行与大型融资企业之间常常因资本化水平低和在股市上难以获得风险资本的制约而关系紧张，这种局面使得意大利央行得以不断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变成了一只“技术之手”。凭借这只手，在国内价格和国外汇率都稳定的条件下，就能通过公共干预达到继续投资、实现增长的目标。由此促成了债券的流动，并形成以此来供应特种信贷的机构，而这类机构就是全能银行的替代模式。中介机构的资产与负债在到期之日应达到平衡，成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大萧条期间金融体系法律框架的中心要点（Bonelli，1984；De Cecco，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