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经济学的框架中，所谓“中心”与“边陲”的讨论，往往被置于现代国家体制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进行思考。历史学、中国哲学等学科框架内对于中心与周边关系理论的建构，则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进行探讨，即汉与非汉的文化，以及作为汉族主流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和渗入。在现代社会，这种以文化研究为取向的传统，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但常常容易忽视“社会”的概念。事实上，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的“社会结构”，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及受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仅仅讨论文化意义上的儒学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其与社会生活中最具典型性、稳定性和内在深层意义的具体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即把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取向和社会研究的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中国华南社会的研究，恰恰具备了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基础。

因为华南地理位置特殊，海外华人又大多来自这一地区，所以很早就成为海外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在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海外对于中国的调查，只能集中在海外华人社会以及港台地区。可以说，早期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初步形成，与华南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作为华南研究本身已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方面，华南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华南看中心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弗里德曼呼吁社会人类学要走出一个“中国时期”，以整体社会为研究目标，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的资料开辟各种新的探索领域，从而超越狭隘的微观社区研究的方式1847383。因此，我们的视野应该通过对微观社区翔实的田野民族志模型的比较研究，从宏观上探寻华南汉族社会及其周边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结构模型。只有把人类学与史学或其他相关学科合作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才可能把握汉族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以及在不同时空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