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国内归侨移民社区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内外一些学者注意到归侨及侨乡研究在华侨华人及移民社区整体研究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呼吁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构想。比如，田中恭子对厦门和广州的两个华侨农场做过短期调查，撰文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归侨政策、华侨农场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现实问题以及农场民营化趋势1847794。刘朝晖使用“社会记忆”概念探讨归侨的认同建构问题1847800，孙晟从“国家”和“家”的连续性角度力图说明归侨“家”的意识与其群体认同的关系1847804，而俞云平则从华侨农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出发，研究归侨群体之间存在的家庭结构、语言、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及相互关系1847809。这些研究及其理论视角对笔者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但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前人的研究经验，从而形成笔者自身的研究视角就成为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移民社区，既不同于东南亚华人社会，也不同于华南地区传统的侨乡社会。应该说，它是在地方政府政策和规划帮助下，由具有归侨身份却来自不同侨居国、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异文化群体与一定数量的本地人及非归侨群体混合而成的多元移民社区。与其他侨乡地区的归侨社区不同，华侨农场为集中居住并实施以归侨群体主导的行政管理体系；农场归侨居民与周围居民的接触及相互影响过程是在政府政策的协调下，通过农业生产、地域性文化交流而间接展开的。因此，从政府及农场周围的居民群体的角度来看，华侨农场的居民都是东南亚归侨，都有同样的法定地位，享受同等的政策性待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有许多基于不同国度、语言、生活习惯及文化传统的归侨群体，并包含一些非归侨群体；各群体大小规模不同，经济实力及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把归侨社区内部的群体关系及传统调适的具体内容作为主要的考察和分析对象。

这里的居民大多出生并成长于原侨居国，虽然血缘上是中国人，但是侨居国及回到“祖国”的原因不同，使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形成不同的归侨群体。对这些归侨来讲，他们一方面要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习惯和适应移入地社会的途径，同时其内部的不同群体又要相互协调，处理好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方面的竞争关系。这种社会现实使当地归侨社会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群体关系及行政管理等方面都高度多样化，形成多元的内部组织机制及多层次的文化适应模式。这种复杂的适应模式使通常的“移民—当地居民”二元对立或融合的理解框架受到挑战，要求我们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调整研究视角，以便更加合理地理解和分析他们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变迁状况。

当这种研究目标明确以后就会感到，从“归侨移民与当地居民”二元性互动关系出发的研究视角无法表现归侨社区内部的复杂情况，而自立发展、认同建构及内部分化等视角又与笔者调查的归侨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群体关系的多样及多元整合等诸条件不符，难以直接利用。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从粤海湾华侨农场多元群体结构及其在当地社区运营中的重要意义出发，采用“多元社区”概念来把握当地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从而形成一种从归侨社区内部入手的、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着眼点的理论视角。

笔者认为，这种理论视角有三方面的优点。第一，它能帮助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政府政策作用的基础上，突出归侨自身在文化适应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第二，它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归侨社区内部群体的多样性、群体关系的调整和平衡在归侨文化适应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抓住当地归侨文化适应中的关键问题；第三，使我们关注归侨群体认同的复杂性，从而恰如其分地评价整体认同的存在和作用范围。通过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三个方面的资料整理，本文首先分析和讨论当地多元社区中复杂的群体关系、内部组织协调机制以及传统调适的具体途径和形态，进而探讨归侨在该华侨农场里认同意识的形成过程。随后，关注探讨超越农场，甚至跨境的认同意识的扩大以及作为“驿站”的归侨意识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