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学院池万兴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记〉与民族精神》（批准号为03BZW02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刘志伟、徐正英、徐万发、高明。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名著。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探讨3000年来社会的治乱兴衰规律，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第一次全面地总结与记述了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创业史，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地总结，最完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那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史记》在后世的巨大影响，《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史记》不能不对《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纵观人类发展史，有无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研究《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不但能够拓宽《史记》的研究领域，挖掘其新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强当代中国的精神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统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上古到秦汉，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求索奋斗之后，终于从分裂走向统一，以空前强盛的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迎来了华夏民族辉煌的时刻。记述中华民族近3000年艰辛伟大的创业历程、反映这一历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是司马迁用其毕生精力所写成的不朽的文化巨著《史记》。《史记》以十二本级为纲，以纪传体的形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人物群像塑造，第一次形象地对中华民族3000年的奋斗历程进行了全面地总结，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逐渐积淀起来的民族精神予以生动、形象地再现。因此，本课题上编分六章着重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积淀。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有其萌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渐积淀与形成的。早在远古时代的漫长岁月里，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旧石器时代远古文化。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也是人类最具活力与创造精神的时代之一。这一时代形成了几个比较发达的文化区。文化区域的先后形成表明中华远古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发展的。由多元发展逐渐地过渡到融合与统一，这为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又逐渐地结合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形成层次多样、内涵丰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五帝为代表的英雄时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积淀的重要时期。炎黄和尧舜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炎黄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不仅为部落联盟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进行了许多发明创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明时代的到来作出了巨大贡献。尧舜开辟了华夏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促进了各部族的融合与统一，形成了古老的华夏文明。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成为人文之初，作为《史记》述史的开端，就在于他们所体现的探索与创造、进取与奋斗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最早、最生动的体现。因此，《史记》从黄帝开端记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历程，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的大一统观念。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它的建立对于中国主体民族的形成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民族精神的积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商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宗法制的初步确立与王权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加强了方国与部落联盟，树立了王权的中心地位，增强了凝聚力，对后世大一统政治格局与多元一体民族大融合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的礼乐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春秋战国则是中国历史文化大放异彩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精神等都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尤其是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等都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皆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秦汉之际，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中华民族精神也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司马迁正是为这种大一统的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所鼓舞，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觉地以撰写中华民族通史的形式，总结与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下编分六章着重论述《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司马迁在《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里，以卓越的史学家与思想家的德、才、学、识构筑了一组又一组富于鲜明思想神韵的历史人物群像，并着重于这些人物身上所固有的精神气质的凸现与揭示，注意挖掘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这就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逐渐积淀起来的民族精神得以真实集中地再现与升华、积淀与弘扬。《史记》2000多年来之所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与其所体现的被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所认同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意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先着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精神。他认为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是逐步走向统一。他突破了春秋以来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偏见，提出了中华各民族皆黄帝子孙的口号，认为各民族作为天子臣民都是平等的。他对坚持民族团结与统一的人物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对破坏民族统一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史记》所体现与弘扬的这种大一统观念几千年来已渗入中华民族的骨髓里，融进我们的血液里，铸就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奋斗。“炎黄子孙”至今仍是一个具有无限凝聚力与号召力的名词，它引导全球的华夏儿女追念先祖，认同文化，产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奋发图强，不畏艰难险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中心来记述历史，表现出对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司马迁认为，社会是不同层次的人群按照其自身的利益向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行活动而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活动实际上是人的活动。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人是社会的主体。因此，记述各层次人的活动历史，就等于叙写了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史记》通过记述中华民族各阶层人物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及时建功立业、显身扬名的功业追求，突出了人的社会历史作用，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探索、锐意变革、不断创新的民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变革创新者的事迹，歌颂了他们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进步抛头颅、洒热血的变革创新精神，对他们的变革创新的历史功绩予以热情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司马迁认为，正是这些改革创新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里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他们敢于冲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陋习，不顾保守势力的种种阻挠与反对，立志改革，勇于创新，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勇敢探索、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精神，他们知难而进、敢于同落后思想和保守势力进行搏斗、为真理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我们的民族之魂。

司马迁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悲剧精神研究历史，评价人物，重视人物的实际业绩而不注重等级地位。人物不分贵贱贫富，只关注他们在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挥写他们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积极奋斗、自强不息、成就功名的人生亮点。而对那些“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的人物不予立传。这样，《史记》立传的人物，大都胸怀大志，有一种豪迈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他们为了某种事业或者道德观念而生存、而奋斗。他们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奋发精神。在遭受困辱之时，绝不轻易放弃奋斗与生命，而是忍辱负重，发奋有为，终成功业。他们有着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有着扶危济困、救人危难的狭义精神。特别是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英勇赴难，以死报国，或为道义而献身。《史记》所弘扬的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后世的优秀知识分子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后世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图存、振兴民族之路而慷慨献身的牺牲精神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伟大民族精神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灵魂。它滋育这些民族精神的生成，并为这些民族精神的彰扬和发展提供着强劲的激励力量和鲜明的目标指向。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才使我们民族每当外族入侵之时，能够团结一致，奋起抵抗。正是爱国主义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维护和促进了国家的团结统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生动地描写了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爱国人物的历史形象。歌颂了这些民族英雄和对国家、对民族的重大贡献。

《史记》记述了那些为正义和公道而悲壮牺牲的志士仁人的崇高品格，热情弘扬了他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风范千百年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勇赴国难，注重气节，坚持操守。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一气节风范一再显现出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支撑着我们民族的大厦，使之充满生机与活力，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自觉地追求这种美德，自觉弘扬这种精神，并使之代代相传。

该成果对《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史记》研究方面的空白。该成果采用文献考证与阐释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文献为基础，以地下出土文物和文献相印证，既有扎实的文献支撑，注重实证性；同时又广泛吸收文物资料，使研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前沿性。同时由于本课题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力图从史学、文学、哲学与民族学等角度全面挖掘与论述《史记》的民族精神。在论述上既注重学术性，同时力求行文简洁、通俗易懂，避免文献堆积与行文生涩之弊，这就使本成果既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