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会表示怀疑。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其相称的？可能是难以做出乐观估计的。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了方针政策，但是，作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也可以为世界学习和借鉴的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出现，或者说，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多少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我们当前必须认识到，是不应长期地把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寄托于实践者的智慧之上的，因为那是非常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迫切需要把实践者的智慧转化为社会科学理论，形成理论体系甚至话语体系。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乐观地看待国家的发展前景。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这种要求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轻视了中国经验，或者说，过多地把科学研究看作是从西方理论和思想出发进行逻辑演绎的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着强烈的希望得到西方认同的要求。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恰好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超出了工业社会科学体系的观察视界和理解能力。可以说，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不仅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同样是全新的。在走向未来那片未知的水域时，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应在同一个起点上开始新征程的探索。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会走向创新之路，就会致力于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每一个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