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罗检秋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学术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建立——以汉学为中心的研究》（批准号为04BZS036），最终成果为专著《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

清末民初政治鼎革，而学术上一脉相承。清代学术对现代学术的建立发挥了巨大作用，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清代学术流派众多，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术主流是汉学，故该成果以汉学为中心来考察晚清学术传统。通过研究众多汉学人物的专门著述及笔记、书信、诗文等，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常州学派、维新派今文家、清末正统汉学家、国粹派古文家等汉学群体的学术主张、治学特色及成就，不仅对以往颇受重视的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进行了新的评析，而且研究了目前涉及不多的汉学家，如陈寿祺、刘宝楠、陈澧、邹伯奇、王闿运、孙诒让、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人。该成果考察了汉学与宋学由对峙转向调和融合的变化，揭示了晚清汉学的经世致用趋向，也分析了汉学与西学的融合会通及清末学术多元化格局。

在研究汉学知识系统的基础上，该成果系统地梳理、总结了晚清汉学传统的具体内容及其衍变，认为其基本内涵是：①由乾嘉学者弘扬的以求真为基础的实证学风。清代汉学注重考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形成浓厚的实证学风。晚清一些学者讲求经世致用，而“实事求是”仍为基本理念。在近代风雨如晦的政治环境中，许多学者坚守学术阵地，考证古代的经、史、诸子，阐发和总结传统学术文化。他们虽然关怀现实，甚至不免受政治冲击而偏离求真的轨道，但基于“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一直受到推崇，传衍不绝。②不悖求真而又注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学术本身具有求真与致用的二重性，历代不乏统一求真与致用的学术范例，但割裂二者的现象也不少见。经世致用本是儒学传统，士人治学多少蕴含现实关怀。当社会危机和政权更替之时，这种色彩更为明显。乾嘉汉学家的主流取向是求真而非致用，故学术研究多与国计民生无关。嘉道以降，汉学家逐渐走出考据学的藩篱，究心经世之学，发扬了儒家的经世传统。一些宋学家更是“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推动了经世思潮的高涨。于是，以求真为基础而又兼容经世致用，成为晚清学者的基本取向。③以调和汉宋、融合中西为标志的调适精神。乾隆年间，汉、宋对峙渐成格局。嘉道时期，随着汉学积弊渐显，调和汉、宋的潜流涌现出来。一些汉学家批评门户之见，认为汉、宋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或者模糊二者畛域，认为汉儒也讲义理，宋儒也讲训诂名物。至清末，汉学家寻求义理的倾向愈益明显，汉、宋调和成为近代学术主流。与此同时，乾嘉汉学家兼治天文历算之学，一定程度上汲取西学。晚清汉学家汲取西学的范围则超越了天文算学，扩大到学术诸多领域和层面。王国维“学无中西”的主张不只是个人卓识，实际上反映一代学术趋向。近代学术冲突尤其是包含思想对立的学术纷争时有发生，但其主流不是自固壁垒，而是调和融合。清末民初，一些人在学术争论中不免有偏激之词，事实上却未离开调适的轨道。④以清末学术多元化为标志的民主性传统。晚清一些学术支流出现了复兴，经学相对衰落之时，本来堙没无闻或遭受压制的学术流派重现生机。至清末，独尊儒学的传统思维受到冲击，非儒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价值得到彰显，一些汉学家开始把学术兴趣从经学转移到史学、诸子学及佛学研究。清学格局由经学一枝独秀发展到多元并存。同时，清末逐渐形成学术平民化潮流。一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也由上层转向下层，青睐民众的历史、白话文及通俗文学，后者成为清季民初学术民主性的重要载体。这种趋势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深刻变化，进一步解构了原有的学术体系，与清末民主思潮本质上是一致的。

该成果以汉学为脉络，对晚清学术传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也考察了民国初年的学术流派，论述了考据学和实证学风在民初新旧学者中的广泛影响，彰显了清代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深刻关联。书稿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对学术界存在争议或没有定论的许多问题阐述了己见。其中新见解主要有：①“汉学”一词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始于惠栋或臧琳的著述，而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经常见，清代汉学家只是增强了唯汉是好的倾向。清代汉学的概念也经历了变化，清末民初许多学者所谓汉学，实际上既包括乾嘉古文经学，又涵盖今文经学。清代汉学成为传统实证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产生了巨大影响。18世纪以来，海内外一些学者借用汉学一词，以其指称有关中国研究的学问，而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差异。②嘉道年间今文经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缘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庄存与的仕宦经历或政治背景所能完全解释的。学术本身既需要实证的考据，又不能缺乏义理。当考据研究在乾隆年间盛炽之时，其积弊也逐渐显现。在学术反思和调整中，一些学者试图从宋学或今文经学寻求义理资源，今文经学乃应运而兴，且在晚清的经世思潮和社会变局中发展起来。③晚清汉学传统是在汉、宋学家的相互影响中更新、演进的。宋学家采纳了汉学方法和主题，汉学家也接续于宋学论题，广泛地汲取其思想资源。清代汉学也受西学的滋润，一些汉学传人从科技知识、人文学说以及考据学方法等方面援引西学西理。故晚清汉学传统不是封闭性的学术系统，而具有融合诸种学术资源的开放性。④清末古文家，尤其是思想较保守的正统汉学家，虽然对晚清的汉宋调融和经世致用学风不无微词，但他们事实上也认同这一潮流。他们不仅兼采宋学，而且更广泛地寻求义理资源，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经世致用学风。清末的学派分歧多是思想对立，而其学术取向和风格并非泾渭分明。⑤清末学术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无论是经学，或是新史学、佛学、诸子学，都不是唯一的学术中心，而是多元并立。这与清末士人重视民间文化的倾向及民主潮流相得益彰。⑥民国初年的现代学术流派，思想虽然不同，但多传承晚清汉学的实证学风和学术精神。从清末的国学，到民国初年新派学者的国故学，名词虽异，而汉学的实证学风和考据学方法贯穿其中，成为建立现代学术的重要基础。现代学术也发扬了清末学术多元化的趋向，弘扬了晚清汉学的求真、存疑和平等精神。

该成果对晚清学术传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重新认识清代学术尤其是晚清学术的面貌，深入地理解传统学术的精神内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项研究也有助于全面地认识现代学术的内容及其渊源。大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虽应重视知识系统，而更应重视总结、阐发其精神特质。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也应着重于发掘、弘扬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