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张杰教授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郭店楚简与上博简中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ZX031），最终成果为专著《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以新近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

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简帛文献出土，特别是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出版，已经将中国的简帛文献研究提升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但是，对郭店楚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篇章，以及上海博物馆推出的《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仲弓》等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学术界大多停留在文字的认读、形制的甄别、简序的考释等基本的工作之上。就蕴涵其中的先秦儒家思想而言，相关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人学（心性、性情）、伦理学的层面。这些研究是十分必要，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不够的。梁启超云：“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换言之，郭店楚简与上博简中先秦儒家的人生哲学、性情思想、伦理学等，虽然内容独特且十分丰富，但是追根溯源，无不都是笼罩在它的政治哲学思想之下的。根据李学勤、庞朴、马承源、李零等先生的研究，郭店楚简与上博简的书写年代与出土地域均相去不远，都反映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儒家思想的演变状态。如果把二者整合起来，站在整个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上述这些珍贵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孔、孟、荀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可以为我们当代的政治哲学建设提供渊源于我们民族深层记忆的重要资养。

该成果内容重要涉及八个方面。

第一，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该部分的重点是《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和《民之父母》等相关出土文献中关于君权合法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认为，上天的笼罩、自身的修养以及大臣的谏诤，似乎从各个方面保证了君权的合法性。这种理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本上是有效的，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其经验，推陈出新，为构建合理、有效的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摄取充分的养分。

第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宗教性。该研究将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打通，把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与其宗教性结合起来，论证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宗教性。研究根据简帛文献证出结论指出，先秦儒家把“天”置于祖宗之上，只有“天”才是尽善尽美的；在政治哲学的层面直接昭示“天下为公”的理念，是孔子把“天命”与“人性”融会起来，创建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与此相联系的是，“天下为公”的结果就不仅仅是“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更在于“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卫道、崇道、追求真理的精神，树立起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的挺立人格。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篇》）都是孔子“卫道”思想的伸发，始终具有一种把道义置于生命之上的大无畏精神。它们的本质是宗教精神鼓荡起来的人的神圣性与高贵性。

第三，儒家的政治正义论。该部分在子张氏之儒与孔子思想，在郭店简《缁衣》与睡虎地简《为吏之道》，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与黄老道家思想的比较之中，讨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正义性思想。孔子明确提出了“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正义原则，不仅对国家的君主提出了道德修养、人格表率方面的要求，而且为了创造全社会的诚信氛围，营造广大人民修身养性的社会条件打下了政治哲学上的基础。换言之，国家的权力到底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上博简《子羔》第1简中的话来讲，就是“何故以得为帝”？据此作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始于孔子而光大于孟子的，其根本原因内在于先秦儒家始终把“道”置于比生命、比亲情、比政治权力、比一切世俗力量更加崇高的地位，与其说它来自宗教的精神，还不如说它有一种超乎世俗利害关系的崇高感，但是，它却又无不时时刻刻立足于现实生活，显示了先秦儒家学说追求真理的勇气与决心，表现了他们维护社会正义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第四，社会诚信论。该部分从《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等多篇入手，从多个角度挖掘了先秦儒家在建设社会诚信中的理论视角：先秦儒家认为，打造诚信、和谐的社会，道德的建设是关键，但是，道德的建设首先要从管理社会的官吏身上着手。只有官吏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之后，诚信、和谐的社会才有建立起来的操作起点，人与人之间发自人性的根本的“爱”是诚信、和谐社会真正的人性基础。诚信、和谐社会的建立，对于执政者来讲，始终要讲求“道”。“道”，简单的说就是方法，就是万事万物的规律。违反了“道”，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倒行逆施，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的基础，《六德》由亲亲而尊贤的理路才得以在诚信的基础上真正建立管理社会的职能。

第五，人性的张力。在先秦儒家传统文献中，尤其是在郭店简《性自命出》以及帛书《易传》中，身心性情的交往通达有三个走向：其一，是由真挚的喜怒哀乐之情，激发而为摇、舞、辟、踊，通过身体化艺术的表达，“游”情、“游”性，身心合一；其二，礼仪化的摇、舞、辟、踊，象天象地，化天化地，修身反己，修身近至仁，以德性化、礼仪化的身体来统领心志，德生于中，而发于外以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其三，不论是自卑以尊人的“礼”，还是阴阳相推、柔刚相济的《易》，充塞于先秦儒家心中的，始终是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道义精神，那就是天人合一之政治、伦理与人学的浑融境界。

第六，内圣外王。在《鲁穆公问子思》和《孟子》等文献中，彻底地昭示了一种顶天立地的独立人格，它与其民主思想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依存关系，其内在的理论路向归宿也只能是民主思想。哲学上的自由、独立人格，只能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为最后归宿；而民主思想又最终会以深厚的性善论为基础。二者互为因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思孟学派的人学和相应的民主思想是一笔内蕴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开发和利用的。

第七，从《曹沫之阵》的来龙去脉看先秦兵书的源流。没有《六韬》、《司马法》的传统，就不可能出现《曹沫之阵》。没有在《司马法》影响下的《曹沫之阵》，就不可能有《孟子》完备的仁政思想和与之水乳交融的战争观念。《曹沫之阵》作为一部兵书，之所以消亡、逸失的原因在于，在它之前有完备、细密的《司马法》蔚为大观；在它之后又有《孟子》的仁政思想登峰造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曹沫之阵》是《六韬》、《司马法》到《孟子》的一个发展环节，它的理论成果实际上已经被《孟子》所吸收、消化，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八，源远流长的儒家政治思想脉络。先秦时期的思孟学派与《尚书》具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即便是在先秦时期，“儒分为八”之后，儒家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汉代以后的儒家就更是远离了布衣孔子、孟子的原始精神。在《乐记》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传世文本给我们带来的理论紧张。东方六国与秦国的矛盾最终化成了“焚书坑儒”的灾难，这既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在遭遇专制集权主义之后的必然归宿。但是，两千多年以后，五四运动再一次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儒家思想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文献整理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学家，数千年来号称“万世师表”的孔子，被人贱称为“孔老二”，打翻在地，口诛笔伐。追求极端君权专制的秦国与追求极端民主自由的五四运动都要彻底地消灭儒家学说。这是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的奇迹。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儒家哲学又火热了起来。是福还是祸，学术界拭目以待。成果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它的前因后果，肯定有它内在的理据。这正是儒家哲学再次抬头的真正原因。当代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关键取决于从事儒家哲学研究的学者是否能够直面儒家的缺点，是否能够直面世界的文化价值主流，要敢于从历史的不幸遭遇中总结经验，既不可以妄自尊大，也不可以讳疾忌医。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在否定中前进，才有发展的可能；只有在批判中建设，在反思中创新，才有可能重振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