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方向：视角、方法与模型》（项目批准号为04BSH021），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型的建立及其嬗变》。

有关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侧面、角度、观点及其纷争。从总体上来看，不同的概念和模式多少都能从某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人复杂心理与行为的解释，但既然都是关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应该系统地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理论模型，可实际情况是，这些解释要么相互抵触，要么偏执一端，很难合理地拼接成一幅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完整图式。该成果力图逻辑地整合以往研究的合理之处，建构起关于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模型。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产生于农耕文化及相关的社会背景之中。这一文明对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最具影响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业的种植及其收成主要同气候和季节变化有根本性的关联，当然灌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靠天吃饭是中国人生存的最主要观念。而这一观念又势必造成中国人在文化上对天的遐想、思索及敬畏，同时也成为古代中国思想家探究天人关系和构筑其社会思想理论的基础。其次，土地不能移动，农业劳动的周而复始导致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人口的不流动与安土重迁之观念造成了中国人的交往圈主要是熟人社会。亲缘和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交往的主要社会关系。而乡里乡亲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最后，中国的传统农业耕种的方式是以家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能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力量主要是宗族祠堂。可以说，儒家思想正是适合于稳定这种生活方式的思想。它所提倡的五伦是中国人关系的最根本原则。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首先，从五伦的关系构成上看，一种看似对应的角色其实并不对等，这点提醒我们注意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符号互动论、角色论、社会交换论及社会正义论等来解释儒家五伦或人际关系思想会造成先天不足和理解上的错位。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交往上的“偏正结构”，并引导着中国人面子运作的方向。其次，这种“从家人关系看社会关系”的推论方式说明了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类推的、关联的或连续体式的思维特征。这种特征不但在实践中导致了家国同构的倾向，而且表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儒家思想（也包括其他思想）的影响下的非二元对立倾向。从很多方面来看，诸如自然和社会、天和人、理和情、知与行、政与教、特殊和一般、整体和部分等等，事物之间都不必用对立性思维来对待，也无须在两者中做取舍。这一点同西方看世界的方式大相径庭。最后，也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关联的、类推和连续体式的特点，加上人们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对气象的关注和对天象的尊崇，传统中国人最终将自己构建的种种人间活动统统比附成“天”设的结果，形成了中国人社会行为模式的合法性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孔子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句在总体上构建了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合法性框架。它使中国人不再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凡事先尽力而为，即相信所谓事在人为的作用。那么就这一层面，我们从哪里来寻求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要素呢？

从上述的社会背景中看，这些要素源自中国人的家庭结构。事实上，从家族取向看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曾是许多思想家、社会学及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只是彼此的矛盾或片面是后人需要化解并加以整合、提升的。该成果通过综合前人的研究，从家庭结构推演出了中国人社会行为中包含着长老权威、道德伦理、利益均分及血缘关系等四因素，而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向是由四个因素的配置情况来决定的。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往往看到这四个因素中的某一因素，提出了诸如权威主义、伦理本位、家族主义或自我主义等。主张中国人有合群与和谐取向的学者看到的是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注重和认同，或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强化和规范作用，一言以蔽之，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同姓则同德的一面；而主张中国人有自我取向的学者看到的是中国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各怀私利，互相倾轧，即看到了利益分配所带来的紧张关系。而实际情况是，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向是由四个因素的配置情况来决定的，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往往会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结果。

中国人社会行为四因素组合充满了种种变数，体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注重通盘考虑，喜欢兼顾多方面因素，重视从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的整体性推论，强调各个因素间的配合，力图消除从中可能出现的对立或对抗（现在中国流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其次，由于中国人社会行为方向同时受四因素决定，因此伦理的规范制约性在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虽然儒家及权威者极力主张伦理因素为天经地义的事，但因人们并不放弃对利益的追求，为了满足儒家的规范，私心和私利往往以迂回的或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了谋略和计策行为的发达。再次，行为四个因素的变化组合造成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带有很强的变通性。原来不是自家人的人可以成为自家人，原来摆不平的事可以摆平，原来的无序可以变得有礼，原来的不服从可以转为唯命是从或相反。中国人这种四因素配置的结果很容易导致对场合的重视，一切社会行为可以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最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是建立在“天命”之合法性基础上的。儒家的规范和家庭的秩序需要借助天的威力来加以确立，成为天理；但家又是一个长相厮守的血缘生活群体，亲情而非道理是其相依为命的基础，由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会在情和理之间作选择，而是讲究“天理人情”。或者说，从整体观和各因素相互配合的角度看，入情入理、合情合理、情理交融是最佳的行为路线。

就理的部分而言，中国人主要彰显的是有利于社会与人际和谐与秩序的部分，而不大顾及社会压抑个性的展示和利益诉求。而从情的角度来探讨，当个体面对这样的结构时，他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中国人的真实社会互动方式是社会成员运用行动策略同现存的社会结构相权宜的产物。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这里的权宜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关系运作。所谓“关系运作”，其实就是中国人日常所讲究的人情、面子与报（报答、报恩、回报等）。它们同结构权宜，最终运化出四项交往原则：个人权威的优先性原则；他人正面评价性原则；交往表面平衡性原则；交往方式的形式化原则。当我们将关系运作同官僚体制中的权力结合起来看，便会发生因关系连接而生成的一种特殊权威，即日常权威，而揭示日常权威含义对中国人社会与政治生活具有特殊意义。以上模型见图1：

图1 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型

通过图1可以看到，中国人所运作的基础及特点使得中国人对制度、理性和权力等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或者说，制度、法律、权力这些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十分重要而严格的社会（政治）生活概念，似乎都有变通的可能。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上的这一传统特点，导致了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民主与法制难以健全，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容易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及官本位意识严重等。但无论如何，形成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大背景已发生了变化，其行为本身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托。如果我们以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来对照上述模式形成的背景，便可以发现，上述传统背景中的四个主要特征中勉强除去官僚主义一项外，其余三项都具有社会自生性特征，正因为此，要想促成这四方面变化，其力量将主要来自国家政府的推动。目前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将给中国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型带来直接而深刻的改变。因为在这种平面性的、半虚拟的、平台式的人际交往中，上面所建立的社会行为四因素及其运作特点几乎全部消失。如果将来互联网上的交际功能不断强化并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际方式的话，一种新型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型将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