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郝树声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悬泉汉简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2BZS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德芳。

悬泉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汉晋遗址出土的简牍材料，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居延汉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而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历次汉简发现之最。全部出土简牍23000多枚，经过整理的有17900多枚，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字书、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子40多个。其中丰富的邮驿资料、中西交通资料、西域各国资料、西北少数民族资料等，多为传世文献和过去历次发现的西北屯戍简所不见或少见，内容独特，弥足珍贵。

该课题是悬泉汉简发现后第一部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搜集资料较新，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及观点提炼方面也有不少创新。

该成果主要运用悬泉汉简等最新出土资料对悬泉置、悬泉汉简及其学术价值、两汉时期的纪年与时称问题、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中西交通、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以及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和统计学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细密地考证分析，对上述问题或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或者廓清了历史的谜案，或者填补了有关领域研究的空白。

全书共分绪论及六章。

绪论部分，详细回顾了近百年来河西走廊这一特殊地区地下汉简的出土与研究情况，说明甘肃不仅是近世以来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地方。迄今为止，全国出土汉简70多批、次，而甘肃就出土30多批、次，占一半多；全国出土汉简73600多枚，而甘肃就出土60000多枚，占全国所出汉简的82%。悬泉汉简同其他数万枚河西汉简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就其内容而言共同记录了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第一章“悬泉汉简与悬泉置”，分三个小节。首先从遗址地点及其自然环境、发现及发掘经过、出土遗物、学术价值、研究状况等五个方面对悬泉遗址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出土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及简纸文书（包括帛书和墙壁题记）四大类，总计达7万余件。其中汉简35000余枚，有字简23000余枚。其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邮驿交通、丝绸之路、民风民俗等方面介绍了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说明它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宝藏。再次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详细探讨了悬泉置的功能性质、隶属关系、编制员额、车辆装备以及悬泉置与悬泉驿、悬泉厩、悬泉厨、悬泉邮、骑置和传舍等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旨在以悬泉置为例，说明两汉时期驿置机构的相关情形。

第二章“纪年与时称”。两汉时期用帝王年号纪年，往往有许多错用、混用的现象，悬泉汉简中2086枚纪年简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范例。通过对130枚简的整理、辑录、排比和考订，得出结论认为：新旧年号交替时，两种纪年混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后世史书的纪年与改元年号完全相对应，只是后人加工的结果。而汉简中的记载则更符合当时的实际。

另外，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如何记时，一昼夜每个时段如何称呼，实行十二时制还是十六时制，这与我们今人的习惯和认识是不同的。弄清这些问题，对认识汉代社会生活的很多问题都至关重要。该成果根据悬泉汉简对时称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河西汉简进行科学统计，列出了52个时称的使用频率，根据频率高低得出当时的河西走廊实行十六时制，而非十二时制。它们是夜半、鸡鸣、晨时、平旦、日出、蚤食、食时、日未中、日中、日失、 食、下 、日入、昏时、夜食、人定。从夜半算起，每一时辰90分钟。

第三章“河西历史地理考略”。从长安到敦煌是丝绸之路的东段，长达近两千公里的道路其行进路线如何，途经哪些驿站？历来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课题。悬泉汉简的里程简从东到西记载了从武威到敦煌的驿站里程和沿线城镇，恰与居延新简中的里程简可以对接。排列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和重要驿站。本章分上下两部分，详细考证了姑臧、张掖（今武威境内汉县）、鸾鸟、苍松、显美、觻得、氐池、昭武、祁连置、表是等重要的县城城址和驿站所在，精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具体位置，纠正了过去对一些具体地望的错误认识。对丝绸之路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多所助益。

第四章“交通与民族”。主要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对汉代的传信进行了研究。传信是朝廷公务人员在出使、巡行及办理有关公务时要求所到各地给予通行、过关、乘车、食宿等各种方便和特权的公文凭信。格式和内容有定制，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时间、持传人身份姓名、事由、所到之地或所经之地、沿途提供车辆的规格、传信编号、御史大夫、所到各站以何为驾、当舍传舍、随从人员享受何种待遇，等等。此外还对一封轺传和二封轺传的传信以及对失亡传信的追查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传世史籍所缺内容，有补史料缺载之功。

两汉时期的羌族是我国西部的一个仅次于匈奴的重要少数民族。如何对待匈奴、如何对待羌人是关系到国家安定、边疆巩固的重要事务。但是，除《后汉书·西羌传》对东汉的羌人有较详细的记载外，西汉时期的羌人材料则比较稀缺、零散，悬泉汉简的羌族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节详细排比了悬泉汉简中的羌人资料，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其中有关归义羌人的材料、羌人斗殴诉诸官府的材料都极其珍贵，提供了羌族史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见解。

第五章“西域与中外关系”。第一节研究了汉代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1989年9月、12月《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永昌有座罗马战俘城》的报道，称：这是中澳苏三国史学家联合研究的结果。此报道一出，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人把这些未经证实的猜测和假说当成已经存在的事实，强行炒作，以致把它推到了荒谬的地步。该成果利用汉简中对骊靬的记载，确凿地证明：早在神爵二年（前60年）前，骊靬作为一个地名和县名就已经存在，而当时的骊靬县已有官府机构设置和官员任职的相关记载，社会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它比公元前53年安息和罗马的卡莱尔战役早了七年，比建昭三年（前36年）甘延寿和陈汤在西域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早了24年。那种认为陈汤消灭郅支时俘虏了被郅支雇佣流散在中亚一带的罗马士兵，而这些士兵正是当年克拉苏在卡莱尔战役中的部下，汉朝为安置这些被俘的罗马士兵而设置了骊靬县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问题的回答以铁的证据解决了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历史谜案。

第二节，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悬泉汉简中有大量的西域资料，极为珍贵。大凡前来通使、朝贡、商贸的西域各国使者、贵族、商人在途经悬泉置的时候都留下了他们的记录。当时西域36国中悬泉汉简有24国的材料，此外还有“不属都护”的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来汉朝通好的材料。研究利用这方面的记载，详细讨论了汉朝同今天中亚各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交往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见。

第三节，《康居王使者册》及其西汉与康居关系。该节在前述对中亚古国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就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以及汉朝与康居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讨论。主要贡献是：考证康居五小王的都城位置，指出了康居国当时的地理范围；以康居王使者前来朝贡时与酒泉太守发生纠纷的具体案例，指出在西汉张骞通西域的百年间，西汉王朝一直同远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保持着友好交往的关系。这些国家是最早同古代中国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地区。

第四节，《长罗侯费用薄》及其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乌孙是西域大国，张骞第二次出使乌孙，奠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关系的外交格局。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材料以及汉朝出使乌孙的各种记录，对研究汉朝与乌孙的关系极为重要。其中的《长罗侯费用薄》就是长罗侯常惠及其所部西征乌孙时在悬泉置留下的记录。本节通过对这个费用薄的考证分析以及对其他汉简材料的梳理，详细描述了公元前1世纪最后五十年间汉朝与乌孙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汉与乌孙关系研究的突破与进展。

第五节，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两汉屯田西域，除了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外，还是当时政治、军事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单纯的政治、军事措施更具长远意义。无论是繁荣丝路贸易、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还是维护祖国统一防止分裂割据，两汉的西域屯田都为后世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本节利用悬泉汉简的材料，对当时西域各处的屯田进行了详细研究，从材料和观点上都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提供了有效管理西域的历史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第六章“册书汇释”。该章整理介绍了十五个或者文意连缀或者出土时编连在一起的完整册子，为两汉时期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连续完整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出自戈壁边塞的汉简大多都散乱无序，如果其中还有一些连缀的册书就显得格外珍贵。它所包含的信息量以及研究价值远远超过单个的散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