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已是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然对国人来讲，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大背景下的一个外来词汇，不是中华民族的自产物，也不是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逻辑或直接延伸，而是从工人运动高涨的西欧诸国以及东邻的日本传导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若从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对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情况的描述算起，已有一百四十余年；若从首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大同学》算起，也已一百一十年有余；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有六十余年，尤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然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谓气象万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没有讨论过？占多大分量？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对如此等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不仅关系着怎样认识中华民族已走过的历史道路，而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强烈地影响着对正在走的道路的历史主义理解。要了解当今中国、了解当今中国的问题和当今中国的走向，就要了解近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脉络。

自国门被打开以后，在国贫民弱，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一步步逼近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向西方学习，以挣脱列强的枷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向西方学习，其意蕴主要有两层：一是，对内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之新；二是，对外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富强。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走向近代化，面临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如何识别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而救亡压倒启蒙又是近代中国一个世纪有余的主旋律。事实是，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知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制度到文化”这样的一个渐进过程。但这不是一个顺顺当当的平稳过程，而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前进与倒退相互交织的反复推进螺旋上升的过程。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一度曾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并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成分，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建制却又是空中楼阁，徒具其形。

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替代了商品输出。而甲午中日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一方面为列强敞开了在中国兴建企业、修筑铁路以直接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合法”途径；另一方面，列强又掀起了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浪潮，民族危机进一步恶化。此时，在反思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思想和政策何以失败的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即维新派登上了历史前台。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很快就被顽固派镇压下去，之后的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八国联军战争后，帝国主义利用《辛丑条约》加紧侵略，清政府完全投靠帝国主义的面貌更加暴露。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加以改良派从理论上由“君主立宪”退化为“开明专制”，也就注定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必定会让位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革命成了中国人的主导话语。

但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人士，在流亡国外期间却遇到了另一番场景，那就是他们看到了垄断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积弊，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从而也目睹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进而认可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性。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流派可划分为三派：立宪派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的社会主义。与其说前两派主张的是社会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后者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比前两派的共和国主张更令人心动，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社会均平的要求。但是，此时的中国还不具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因此，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以广泛传播，而只能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曲解和误解，社会影响并不大。不过，从思想史意义上看，他们的宣传也为稍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思想、知识储备。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的《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在尊孔、复辟的喧嚣声中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是在《新青年》的号召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下，运动过后的年轻一代走出了家门。这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个人伦理行为，往往又和政治诉求尤其是追求理想社会相互掺杂在一起。这些向往一种真正完美的理想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组成了各种团体来组织和追求真理以及实践某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思潮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一时期，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什么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社会主义成为国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奋斗目标和追求。

这种“奋斗目标”最初体现在1919年3月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诞生，但仅仅两个多月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就宣布解散。不唯此，周作人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介绍日本“新村”的实验、毛泽东也有在湖南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恽代英也为“共同生活”拟定了14条计划……可见，新生活试验影响之广泛。这批知识分子试图以新村等实验来获得改造社会的模型。然而，国内小团体的和平实验却一次次地失败了，破产了，夭折了；而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大社会改造却获得了成功，两相对照之下，似乎证明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胜过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胜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陈旧思想了。从此，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势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它暗合了中国社会要“根本改造”的情感诉求，并且提供了建立理想社会途径的理论支撑。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每次争论都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讨论、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工化与农化之争，如此等等。社会主义这一“普照的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行程……本著述就是通过发掘和梳理《东方杂志》上有关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献，来刻画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图景。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904年3月11日，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期刊——《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定名《东亚杂志》，因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所办刊物译名相同，正式发刊时改为现名。开始为月刊，为文摘类性质的刊物，每年12号为一卷，以“杂”著称。自第17卷起，经主编杜亚泉之手，该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大的变革，版本改为16开，半月刊，每期字数从10万增加到20万，改变了过去文摘类刊物的性质。之后的钱智修和胡愈之也对该刊进行了大的改革：采用白话文，一扫以往晦涩之面貌，紧跟时代步伐；尤其是在胡愈之任主编时期，杂志栏目又增加了时事评论、世界新潮、文苑等，使原来仅对国际时事政治的简单介绍变成了对国际问题的评论和研究；减少介绍科技发展的版面以增加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介绍，同时大大增加对中国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的研究性论文，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1947年8月，自第43卷第14号又开始改为月刊，1948年12月在大陆终刊。徐珂、孟森、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继庼等先后任主编，历时45年，共出44卷，819期/号，813册，含3种增刊，30种专号、纪念号，21种专辑、特辑。

《东方杂志》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为旧中国“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它紧跟时代脉搏，忠实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近现代史的见证，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杂志的杂志”。著名翻译家林纾、傅东华，哲学家张君劢、梁漱溟，教育家蔡元培，著名作家茅盾、周作人、徐志摩、周建人、张资平、巴金，学者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历史学家陈衡哲、周谷城、岑仲勉，经济学家马寅初，社会学家孙本文，科学家竺可桢，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著名新闻活动家黄远生、邵飘萍、马星野，……这串名单基本上包罗了当时中国各个文化领域内的精英人物、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惟此之故，台湾和大陆先后把《东方杂志》全套复印出版，成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很有用的参考书和绕不过的门槛。

因之，通过对《东方杂志》曾发表过的有关社会主义和左翼文献的发掘，探索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对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指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名称表明，笔者所着力探讨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老话题”。

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的《东方杂志》，首先，从时间段上看，恰好经历课题所选择的完整时间段，这为研究提供了非常翔实的一手资料。其次，当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譬如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等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时，才开始具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刚刚出现在理论研究的前台而成为显学。而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思想文化品格，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解读，因此，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史，《东方杂志》是绕不开的。再次，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史，其魅力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已经过去或完成了的东西，而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以反思、批判和借鉴前人思想为前提条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时至今日，《东方杂志》上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知和系统的发掘，这与其当时显赫的社会影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著述的粗疏研究可谓是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