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在政治上提出了建立统一民族国家与有效防范国家权力之独断这两个历史性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求权力有相对的集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对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这一双重性要求构成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得不直面的“权力悖论”。而能不能战胜“权力悖论”所提出的挑战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兴衰成败。

从人类的超越性、应然性和意义性的人类学本体论出发，我们认为价值本质不在于物的属性，也不在于客体对主体的效用，而在于人类所特有的超越性、应然性本性。而所谓价值观念不过是人所具有的超越性、应然性本性在主观方面的投射。明了了价值与价值观念的含义，进而理解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观念就相对容易一些。政治价值、政治价值观念是价值、价值观念的一般性在政治领域的个别性表现。故而，所谓政治价值就是人类对实然政治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应然性体现。而所谓政治价值观念就是人类对现实政治所具有的超越本性在主观上的反映，它具体地表现为对政治本真意义和理想政治生活的双重追问。

政治价值观念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会在相互关系方面呈现出逻辑上的一体性，由此形成的观念系统就是政治价值体系。换而言之，政治价值体系也可以表述为人们围绕政治价值取舍而形成的一套有关人类公共生活应然性的观念体系。从时间、承担主体和层次角度来看，政治价值体系有着不同的面相，这既使政治价值体系自身显现出高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给人们对政治价值体系的研究带来了难度。政治价值体系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包括古代政治价值体系和近现代政治价值体系；从承担主体上来看，它又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政治价值体系和集团政治价值体系，前者对一国公共生活营造、政治制度建设、政治行为评判都具有深远影响，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为特殊群体的政治价值诉求；从内部层次上看，政治价值体系内部可以划分为思想家所持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价值观，在政治行为过程中明确具有的政治价值意识和社会层面不稳定的政治价值心理；而就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化载体而言，则包括理念物质化的制度设计和更具抽象色彩的理论凝结。

成功应对这一挑战要求社会政治领域方方面面作出调整，而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更是居于最为核心的地位。从系统演进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产物。而就西方各国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初次选择来看，其中既有值得汲取的经验，也有需要总结的教训。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演化论相结合的视角，在对英国宪政自由主义、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这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价值体系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模式作出解读，以期为“后发国家”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提供借鉴。

理解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把握两个前提条件。其一，作为观念体系，政治价值体系在纯粹形式意义上是以信念层次为核心，具有多重层次结构、多种价值观念要素的复杂性存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政治价值体系作为一种观念系统，是由一系列的政治价值信念、政治价值理念、政治价值规范等观念层次所组成的。在政治价值体系之中，每一个层次又包含着更为具体的要素性观念，这些要素性观念按一定的层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层次与结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应变能力的价值系统。就笔者认识而言，政治价值体系三个层次从结构上讲，层层递进，形成一个环环相套的内核与外围的结构，政治价值信念的核心地位使得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性质以它为转移，而政治价值信念来源在于广泛存在于社会思想之中的价值预设，它构成政治价值信念的隐蔽性前提。其二，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实质在于从功能上满足化解“权力悖论”的需要。从这一要求出发，对政治价值体系变革最为重要的地方，并不在于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变化，而在于在价值信念指向上作出调整。在我们看来，政治价值体系是一个以信念层次为核心的复杂系统，而政治价值信念概念表达形式变革的意义其实远远小于价值信念指向上变革的意义。因此，只有核心的信念层次发生了指向上而不是观念表达形式上的重大变革，政治价值体系才可能出现一种性质上的真正转换。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对政治价值观念表达形式进行全面替换的这一变革路径就不应该被视为衡量价值体系是否真正更新的唯一衡量标准，而渐进式的政治价值体系变更路径便具有了不可替代性的积极意义。

从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形式前提出发，本文首先对三种政治价值体系进行了层次与要素的细致分析，进而认为由于信念指向的不同，它们在处理“权力悖论”挑战时，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宪政自由主义谋求对无限权力的降服，而激进民主主义则走向对无限权力的向往，国家-民族主义成为绝对权力的背后支撑。以此为出发点，结合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要应对“权力悖论”这一核心使命来看，文章认为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在信念指向上面达至了对“权力悖论”的消解。而激进民主主义在对政治价值观念元素进行通盘革新的过程中，恰恰忽略了对信念指向的有效变更，从而重新堕入旧制度谋求无限权力的黑洞。德国国家-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对政治价值信念指向根本性调整的抗拒，从而与商品经济所提出的历史课题渐行渐远。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演化论看来，三种政治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各自所在国家的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这是特定国家既有历史条件、社会结构复杂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

就宪政自由主义而言，步入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的“权力悖论”表现为王权与社会权力的双向加强与彼此矛盾。这也就是说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王权的集中与加强，而强大的王权在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同时，又对它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潜在的或实际的威胁。王权与市场经济双向发展之间的磨合与调整构成现代英国政治价值体系产生的基本环境。为应对这种环境的压力，现代英国社会出现多种政治价值选择，最终，英国既有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促成了在信念指向上承担降服绝对权力功能的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胜出。当然，作为胜出的政治价值体系，宪政自由主义独特信念表达方式的形成获得了在英国文化上广为存在的价值预设的前在性支撑。

就激进民主主义来说，专断权力的过分强大是法国转型社会之中权力悖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法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摆脱专断权力的深刻影响，反而在专断王权的掣肘下为转型社会增添诸多苦楚。旧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利益交织、恶性互动是法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应对矛盾出发，现代化进程中产生重农学派、宪政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体系。然而，法国社会突出的社会矛盾、畸形的社会和权力结构成为滋生激进观念的温床，而法国文化传统中包含的价值预设则为这种激进价值观念提供了具体的价值表达载体。激进民主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内外作用之下登上法国现代化的历史舞台。

就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而言，与英、法两国比较而言，德国在西方世界现代化转型初期充当了边缘角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家权力的碎片化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权力是德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内忧外患频仍的重要缘由。权力悖论在近代德国最直接的体验是中央权力的软弱和缺失。故而，经过拿破仑战争刺激后，对国家统一、权力一统的呼唤逐渐成为德国政治价值观念发展的主旋律。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使得这种政治价值体系没能朝着限制专断权力、走向有限政治的方向发展。作为德国统一过程第一提琴手的普鲁士，它的宗教、军事、文化特征中蕴含的价值预为这种具有强烈国家主义、权威主义色彩的价值体系建构提供了意义支撑，从而使之最终背离了对权力悖论的化解之路。

这三种主义的具体价值内涵源自于具有地域色彩的价值预设。具体而言；

就英国宪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体系而言，个人主义、基督教二元世界观、自然法传统和普通法精神作为特定时代中人们主观上无意识、理论上不自觉的思想背景而存在，从而构成科林伍德意义上的“绝对预设”。英国宪政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深深地扎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脉络之中。

就法国激进民主主义而言，法国转型社会条件是激进民主主义兴起的大背景，然而，激进民主主义之所以呈现出对一元价值的盲目寻求、对“人民”的过度信任和进步主义对未来世界的完美憧憬又是法国社会长期蕴含的价值预设在政治上的反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价值预设为激进民主主义具有独特性质的价值表达形式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就德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而言，德国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价值信念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权威主义色彩，这样的政治价值信念能够在近代德国出现，并最终获得政治实践上的优先地位与蕴含在德意志历史文化之中的深层价值预设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新教思想导致的顺从观、浪漫主义和兵营文化为国家-民族主义的信念形成提供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前提与支撑。

宪政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作为具体现象已然成为历史遗迹。然而，如果从应对市场经济、“权力悖论”这一时代挑战出发，三者则又构成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反复回味与思考的重要对象。通过对宪政自由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三种政治价值体系价值观念内涵和生成模式的分析与总结，本文认为成功应对“权力悖论”挑战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价值体系信念层面的高级指向往往与神学相关，它在近代则与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对理性主义反思的今天不能不使我们不对政治价值信念所具有的高级指向进行清算。这意味着，政治价值信念在总体上要在指向上实现从高级理想达成走向对现实问题应对的时代转换，从而实现政治价值目标的节制、政治边界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底线寻求。只有信念指向完成了这样的变更，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才能找到自己化解“权力悖论”的正确方向。

其次，作为现代政治灵魂与支撑的政治价值体系，它很大程度上必须去适应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时代挑战。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路径不仅关系到它的构建进度和所发挥作用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构建的兴衰成败。政治价值体系变革的有效性和彻底性并不以是否实现价值观念外在表达形式的全盘更新为标准。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是一个牵涉到时代发展主题、价值体系内在层次和所在环境传统与现实资源的综合过程。政治价值体系的变革路径要避免激进的变更形式，也要谨防逡巡不前、顽固守旧。以信念指向变革为核心的渐进式变革道路是现代价值体系变迁阻力最小，因而也是最为合理的路径。在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渐进变革中要努力实现应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时代诉求和时代诉求在具体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之间的平衡；表达政治价值信念的概念形式创新与信念指向调整的结合；新政治价值观念与传统资源的和谐共生。

最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究竟是一元抑或是多样，政治价值的核心信念是恒常抑或是流变、政治价值可欲性的基础是绝对还是相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极限意义上构成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认知范式的深刻分歧。仔细剖析政治价值体系背后方法论的内涵与表现，既是对作为精神劳作产物的价值体系把握的深化，也是进一步挖掘西方近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构造所具有的借鉴意义的基础所在。现代政治价值体体系建构在应对“权力悖论”挑战这一功能需要上，具有时代的共性或普遍性特征，而具体政治价值内涵的表现则具有个性的、本土化的色彩。在步入现代社会以后，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现实，从而使之所提出的时代挑战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某种必然性。这恰如福山所言，“经济增长为所有社会带来了某种统一的社会变革，无论它们过去的社会结构如何”。在应对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化解权力悖论的规范、价值与理念便具有特定时代的不可侵犯、不可消解性，从而构成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信念指向。虽然如此，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不同阶段在落实政治价值信念指向时候如何形成具体的政治价值信念话语、如何阐释自己的价值理念与价值规范，如何建立具体的落实机制，却是一个需要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去摸索与探求的过程。这种时代普遍性与历史具体性相结合的结果必然是具体的价值信念、价值理念和价值规范的差异性、具体实践路径的多样性、具体政治价值体系形式的多元性。尽管如此，形式的多样性最终不能否定功能需求实质上面的同一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复合性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