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澳门史研究在“澳门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澳门学”中开展学术研究时间最早、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学科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目前港澳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澳门史研究的成果还是最具学术理论深度、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之一。2013年，本刊曾连续用三期的篇幅，集中刊发了港澳及内地学者11篇关于澳门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论题涉及澳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澳门近现代以来的对外贸易、澳门华商发展历程、澳门土生葡人研究等，引起了学界的多方关注，甚获好评，其中还有多篇论文荣获“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三年过去了，本刊在连续关注港澳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再一次聚焦澳门历史研究，期待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回归17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澳门学”研究有了全新的拓展——拓宽了研究视野与完善其理论建构，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以澳门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例，2004、2009、2012、2015年先后共举办了四届大型评奖活动，获得了海内外澳门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共有参赛作品1617份，其中获得一、二、三等奖及提名奖（优异奖）的共有225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参赛作品中，历史文化类的著述即占了近半壁江山，成果不可谓不丰硕，这是值得学界引以为荣的。

尽管澳门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近年也出版了如《澳门史新编》、《澳门编年史》、《明代澳门史论稿》等著作，以及整理出版了《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卷）等档案资料，发表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学术论文，但面对当前澳门史研究的现状，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学界关注，有些问题也仍未能走出澳门史研究“瓶颈”的制约。近期，笔者先后专程拜访了本澳及内地的多位专家学者，也与部分青年学者及在读研究生交流，他们均对此表示极大关注。

笔者曾在本栏过往的“主持人语”点评中指出，“澳门学”的研究仍有不少可供拓展的空间，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学界关注的现象，包括学术研究存在的方向、方法、选题、资料困惑，包括澳门研究中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协调发展，包括研究队伍老龄化的问题，等等。三年来，这些问题于今或多或少仍困惑着我们。有学者指出，澳门历史研究经过百年的演进，已经呈现出从学术失范到学术守范、从宏大叙事到史实考辨、从通史性作品到专题性研究的嬗变，完成了由粗糙到精细、由浅表到深层、由一般描述到史论结合的主观阐发的过程。但澳门历史研究碎片化与系统化的矛盾，史学理论的取舍与运用，研究路径的选择与空间拓展，尤其是如何组建一个澳门历史档案文献翻译中心，以走出目前澳门历史研究中文献整理严重滞后的局面，这是目前影响澳门历史研究进程的一个严重“瓶颈”。重提“旧事”，再次呼吁学界的关注，目的就在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况能够有比较明显的改观。这对于推进澳门历史研究的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颇为艰辛的选择，尤其是历史研究，令人心生敬畏。当然，作为一名学者，能够以一己之史学才识为澳门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对有志于此者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本栏特别刊发李长森《麦德乐出使雍正朝与其翻译策略》、吴玉娴《十九世纪澳门华人医疗研究》以及李庆《居澳葡人对马尼拉华货供给的“垄断”与远东海贸格局》，我们借此对从事澳门历史研究的学者致以由衷的敬意。这也是本栏再次聚焦澳门历史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