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9日至31日，首届国际道教文化前沿论坛在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和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Rutgers Universit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办，由岳阳市道教协会承办，受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和罗格斯大学刘迅教授之邀，共计有美国、法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学者50余人，道教界嘉宾和学员70余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共分为三个版块，开幕式、学术论坛和圆桌会议。兹依日程安排，将论坛内容综述如下。

7月29日上午，开幕式在位于平江县的幕阜山太元天宫举行。开幕式由罗格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迅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海外学界代表李福（Gil Raz）教授、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以及平江县地方领导分别致辞，预祝本次论坛能够圆满举行，随后进行了“伏羲八卦竹龙舞”和太极扇表演，以及拈香祈福、沉香捐赠仪式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和宗教活动。

7月29日下午，论坛进入学术会议专场。学术专场共由十个单元组成，一直持续到30日下午结束。值得一提的是，29日晚上，范华（Patrice Fava）教授专门为本次会议播放了由他主持拍摄制作的道教电影纪录片《妙峰庙会——四百年的历史》。

会议第一场讨论主题是“洞庭烟霞——岳阳地方道教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主持。

来自东京专修大学的日本学者土屋昌明在《洞天思想与幕阜山》演示文稿中展示了他对岳阳洞天与溶洞关系的考察。他引述《真诰》“其内有阴晖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中”，认为这可能为洞天思想提供了想象的依据，并在最后提出了幕阜山是否存在钟乳洞及其与历史记述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梅莉教授在她发表的论文《岳阳楼与道教之关系探研》中试图考察岳阳楼与道教的互动。她说，岳阳楼在信众中起了很大作用，黄鹤楼有明确的记载在宋朝由道士管理，岳阳楼的情况也许是一样的，梅教授通过岳阳楼的例子试图探讨道教在公共空间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受制于什么条件的问题。来自美国罗格斯大学，也是这次论坛的发起人之一的刘迅教授发表了自己的论文《湖南平江道岩葆真观源流及道士谱系考》，刘教授在准备的PPT中为大家展示了他做田野调查实地拍摄及当地道教协会的道长提供的丰富的图片资料，并探讨了地方道教的法脉传承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

会议第二场讨论的主题是“顺势趋时——道教研究方法探新”，由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表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何建明教授是此次论坛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发表的论文是《经典诠释与文献表达——地方志、金石文献所展现的道教文化传统主旨》，何教授提出了“如何认识道教的精神主旨”的核心问题，强调我们需要将学术视野扩大到更广大、更基层的领域，即各地方的方志文献和碑刻文献中去。何教授还强调，精神层面的道教文化不可能以繁琐而又歧义的形式为人们所接受，不变的道教文化精神主旨往往在对《道德经》为中心的道教经典的诠释中，通过更具有多元性和本土性的地方志及碑刻文献的简洁表达呈现出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霞教授发表的是《当今的问题，古代的文本——道教与生态研究及其方法论反思》。她说，中国对生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道教进入这一领域是90年代，宗教已经卷入生态浪潮，道教不可缺席，同时道教也容易被认为是最“绿色”的宗教。这体现了一个趋势，就是除了文献，道教的研究开始关注现实。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付海晏教授发表了论文《中国近代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及量化研究》，他在自己的PPT中展示了很多佛道教数据资料的图片，并提出利用档案、社会调查等资料来建立数据库，以求多纬度、多面向地展示社会史、文化中、政治史中道教的作用和地位。

会议第三场讨论的主题是“古道新证——早期道教人物与制度”，由北京大学王宗昱教授主持。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柏夷（S.Bokenkamp）教授围绕道教研究所用概念的词汇表达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宗教学受基督教学的影响，所用词汇往往都是基督教学的，但是用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时我们应该慎于定义。柏夷教授向在座的学者表达希望大家能帮助他研究西方与中国的用词怎样不同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沟通中西”。来自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学者广濑直记老师发表了论文《陶弘景新考——以与天师道的关系为中心》。广濑直记是日本著名道教学者小林正美的学生，在论文的发表和评议中，有多位学者接着文中涉及小林正美教授考证中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第三位发表的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祁泰履（T.Kleeman）教授。他在发表的《早期道教的箓制二十四治》中归纳总结了箓制的作用，并强调“戒”以及作为“组织宗教”而不是“共同宗教”的道教。来自澳门大学的白照杰博士发表的论文是《仙阶与道教：唐前期（618～755）法位制度厘证》，对从金明七真到盛唐时期的道教法位制度的变迁及现实情况进行考察，希望借此来恢复和强调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中古道教的重要面相。他反驳之前小林正美传统而来的结论：唐代“道派林立”，认为这应该是“法制”而不是“派别”的问题。

会议第四场讨论的主题是“寻踪觅迹——中古道教经典与神话”，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王岗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表者是来自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的松本浩一教授。松本教授十分努力地用不很熟练的汉语对自己的文章《〈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的普度和正荐》进行了说明。台湾师范大学的谢聪辉教授在评议时讨论了“普度”一词中“度”与“渡”的区别，由于道教经典（例如《度人经》）多用“度”，而佛教多用“渡”，谢教授提出这二者是否可以统一的问题。松本教授回应说这里的用法与李丰楙教授的建议有关。来自大阪府立大学的大形彻教授发表的论文《〈千金翼方·禁经〉与日本奈良市出土二条大路咒符木简》则涉及了道教与日本的关系。通过日本奈良时代道教的祝文和符咒进而探讨中国道教的咒文符箓如何在日本被接纳消化和变迁的问题。来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张泽洪教授发表了论文《论道教西王母与昆仑山神话》，讨论了道教西王母神话与信仰的形成问题，认为道教西王母仙话是道教神仙学说的重要内容，道教赋予了西王母神话和昆仑山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在道教神仙信仰的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将道教仙话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推向极致。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提交了论文《道教“南宗”名义考析》，对于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全真南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所谓的“南宗”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以及泛义之分，且内含各不相同，因而，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南宗”这一概念，关系到我们所指涉的不同道派及其所流布的不同地域。

会议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青牛白马——早期文献与道教研究”，南京大学的洪修平教授主持了该场会议。

第一位发言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刘屹教授，论文题为《古灵宝经的汉译佛经来源问题——以〈敷斋经诀〉“劫之譬喻”的史源为中心》，涉及佛道二教经典文本的问题。中国道教学院朱越利教授在评议时说，佛道关系是老问题，但现在看来也是新问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是不容易的。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李福（Gil Raz）教授在自己的论文《地方道教：北魏道佛碑的实践社群》中讲述，随着道教学者对经典所描述的道教与地方社群所实践的、曾存在的宗教间差距的日益了解，当代道教学者已经学会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借助出土石刻史料研究那些特别复杂的宗教社群问题。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寿酣（Johan Rols）博士发表的论文是《〈老君一百八十戒〉的版本研究》，比较了《老君一百八十戒》的四种文本所记载关于太上老君的降示传说，分析一百八十条戒律的整体结构，提出：该文本的成书可能与六朝时期佛道教中已存在的诵戒实践有关，并认为这两个版本的来历可能是从通俗道教诵戒实践的传统而来，该传统以口头形式传播，然后被书写在不同的道经（灵宝的文书）中并保存下来。

会议第六场讨论的主题是“广角镜头——道教中的文学与艺术”，由四川大学詹石窗教授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真教授首先发表，论文题为《佛道教“叹骷髅”文本渊源新探》。吴教授通过分析明清戏曲和小说等文本，发问为什么佛道教会分享同一段唱词，作为共享文本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普遍性，由此提出设想：这很可能是在此之前有更为强势的文本。那么紧接着的问题是，佛道教为何会拿曲子放在科仪中？吴教授提出这是有意识融合“教化”与“娱乐”功能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二者从来不是单线的“决定”与“影响”，而是充满着复杂的互动性和往复性的。来自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内瓦大学的戴文琛教授发表的是《近代法师十代冥王神轴画内的戏曲镜头与超度：以郗氏变蟒故事为例》，他在PPT中展示了很多明清水陆画的图片，提出“人头蛇”形象可能是受冥界蛇神观念的影响，这可能是创造一个重要的超度经文的来源传说。台湾佛光山大学范纯武副教授的论文是《民初道教内丹的可视化呈现：以龙门衍派北京千峰派为例》。他讲到了原本秘传的功法透过图画方式将原本难以解释的内丹生理状态所需经络关窍确切位置呈现出来，建构道教内丹生理学和真正的“卫生”之道，以及这种可视化尝试在中国近代科学化问题上另辟蹊径的可能。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范华教授在发表自己的研究《120尊湖南道士和法师的神像》时说，自己在20年前开始收藏湖南神像，其中有道士也有法师。范华教授展示了他制作的对神像的分析表格，希望通过这些研究写一本湖南道教微观历史的书。

会议第七场讨论的主题是“全真演教：全真教的历史与影响”，由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主持。

首先宣读论文的是齐鲁工业大学的秦国帅博士，在论文《七真仙传与全真历史：以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七真仙传〉为中心的考察》中，秦国帅梳理了《七真仙传》的编纂、流传历史，以及由《七真仙传》等一批教内史料所塑造出来的七真度化故事在明清民国时期的转变，并分析了这些转变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动力和宗教背景，进而表明了七真仙传之于全真历史的重述和改造作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王岗教授的论文《明代的藩王与内丹修炼》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着重介绍了明代藩王由于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而从事的丹道炼养活动，即内丹修炼与入门仪式、内丹著作的编撰与刊刻以及讨赋论道等，表明了内丹修炼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中国道教协会尹志华博士的论文《清代全真道传戒若干史实再考察》则从全真教史上著名的高道王常月入手，考察了王常月传戒的真实性，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甄别，订正了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和吉岗义丰等在传戒资料方面的舛误之处，颇具创新性。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志添教授发表论文《清代吕祖忏与扶乩道坛：西樵云泉仙馆〈吕祖无极宝忏〉的编撰及与其他清代吕祖忏本的比较》，以云泉仙馆所编且在香港道坛广泛使用的《吕祖无极宝忏》为切入点，通过与清代其他吕祖忏本的对比，分析了这一文本的文献起源和编纂历史，进而表明了忏本宣称的神圣历史与文本编纂的真实历史之间的差距。

会议第八场讨论的主题是“道散为朴：道教文献与田野”，由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刘迅教授主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建勇博士的论文《金元大道教史新考》，瞄准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一个话题，即金元时期产生的大道教。赵建勇在文中借助于新发现的碑刻资料和传记资料，对大道教初祖刘德仁、九祖赵德祥、十祖赵德松、十二祖张清志等四人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和修订，颇具开创之功。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赵昕毅教授发表论文《明清时期豫西北的民间村庙的魏华存信仰》，考察了上清仙真魏华存信仰向地方信仰二仙奶奶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转变背后的社会动力以及由这一民间信仰所建构起来的民间社会生活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胡劼辰宣读论文《笔箓钩沉：清代文昌信仰类扶乩实践研究》，在文中，胡劼辰首先归纳了笔箓的核心要素，其次借助以笔箓实践为主题的乩文《笔箓科仪》和《坤宁妙经》，探讨了文昌信仰中笔箓的意义和作用。与之相类似，台南科技大学的王见川教授提交论文《彭定求与清初苏州道教：扶鸾、礼斗与著书》，也将目光指向了扶乩活动，即江南彭氏家族的扶鸾、礼斗以及造作善书的活动，王见川表明，以这些活动为契机，彭氏家族不仅形成了一种世代相传的家族文化，而且还以彭定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精英文人的文化圈。

会议第九场讨论的主题是“代天行化：道教科仪研究”，由台南科技大学王见川教授主持。

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认为汉唐道教尤其是古灵宝经的造作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不同，中山大学王承文教授的论文《汉晋道教集体性斋戒仪式和神圣空间的来源》则提出，古灵宝经中集体性的斋仪，更多地是来源于古代国家祭祀斋戒制度以及汉晋天师道的集体仪式。这样一种思路，与古灵宝经的佛道影响思路一样，为我们认识古灵宝经打开了另外一个侧面。复旦大学巫能昌博士的论文《制造科仪文本：以闽西道坛灵应堂的度亡科本为例》以及日本国立关西大学的山田明广博士的论文《台湾道教的救济异常死者的仪式：以台南地区对缢死者及溺水死者的仪式为主》则指向了相似的主题，即道教文化及信仰的地方适应性问题：在地方社会的宗教生态环境当中，道教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是地方宗教从业者主动修改道教科仪文本的内容，或是道教科仪程式被迫加入地方宗教仪式的内容。与这两篇论文不同，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洪怡沙（Isabelle Ang）教授在其《西山玉隆万寿宫、江西游家村与四川的许逊崇拜：研究工作与田野调查简介》一文中，则鲜明地展示了道教信仰的社会作用，即许逊崇拜如何有效地整合地方社会，道教信仰如何建立村际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关连。

会议第十场讨论的主题是“斯时斯道：道教的传承与发展”，由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教授主持。

本场讨论主要由三篇论文组成，即台湾师范大学谢聪辉教授的《道坛传承谱系建构的资料与方法研究：以台湾、福建田野调查为例》、南京大学杨德睿副教授的《次生口述文化的滥觞：今日上海道教学院教育观察》以及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潘君亮博士的《现代苍南道教发展浅析》。他们的研究虽然主题各不相同，但却都力图回应当今时代道教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而通过他们的论文，我们也发现，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时代转型、经济发展、民众需求以及学术研究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道教的文本书写、经典传播、传法谱系和仪式结构等各个方面。

31日上午，在结束了一天半的学术讨论之后，论坛进入了“圆桌会议：当前道教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出版计划”版块。此一版块由何建明和刘迅教授共同主持，主要围绕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道教研究中的文献与田野，即如何处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之前的勾连和互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李远国教授认为，强调文献与田野的结合，这个思路很好，如果拘于文献难有创新，永远出不了新的学术成果，只能是“炒饭”，我们的学术会议要避免这种情况。王岗教授则表明：“我们做的是历史时段的道教研究，但是田野也会看，刘迅教授和洪怡沙教授则将田野与历史结合得非常好，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很尊重他们的研究。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有文献背景的田野考察’。西方有部分研究对文字有排斥，这在中国行不通，尤其道教是文字的宗教。我呼吁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研究，都不能缺少对历史的了解，这是我所学到的。”同样，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也强调，道教研究不能离开经典，他说，也许外国学者可以，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能。另外，有更大量的资料在文集中，将来还要多做文集方面的工作。刘固盛教授强调了对道教基础文献研究的部分。他说，道教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有差别，历史研究也许从史料拿出的结论更加直观，但道教方面刘教授发问道：我们对道藏的研究够了吗？他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和成果与道藏这个大的资料库相比可能还相差很远，例如《道法会元》，我们还有很多没了解到的东西。所以在重视新资料的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旧文本的研究。

第二，道教研究中的国际与地方，即如何看待道教的国际化影响力以及地方化适应性。土屋昌明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了道教研究文化学角度的地域范围问题，他说，王岗教授提到了“汉族的道教”，但其实道教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还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学界认为，应该表述的概念是“东亚世界”和“汉字文化圈”，在这个范围中道教是重要的部分。同时，日本文化中道教的因素也不能忽视，道教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不过不是作为独立的道教，而是在佛教、神道教、道教美术中融合的道教。土屋教授说，我希望大家能扩大视野，道教是东亚共同的。刘迅教授总结时对此方向表示认同，他说，我们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也要看到道教的“广地域性”，道教即使不是“世界性”，也是“广地域”的。大家一直都把鲁迅的那句“中国的根柢在道教”记得牢牢的，但其实我们不必拘泥于此。

第三，开放性的道教数据库的建设，即如何整合目前道教研究中的文献资料、影像资料以及口述资料等。黎志添教授表示，我们未来的国际合作应该想一想怎么建立公用的数据库，建立既保全个人的努力、又可供大家利用的大数据，一个学科的发展若是没有大数据的话发展很难，如果一个学科的数据资料不能代表这个学科，那么作为这个学科是应该感到惭愧的。柏夷教授则对数据库的作用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举例说，北京大学做的基督教信仰研究数据显示，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县镇GDP也随着提高，这与每个去基督教教堂信仰者的登记有关，但道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宗教，这边的情况是，也许今天拜道教的神明天拜佛教的神，那么我们的数据表明的是什么？数据很可能是不足为信的，所以我们应该谨慎使用数据。会议发表中，付海晏教授的论文与数据库问题有关，刘迅教授请付海晏教授回应，付教授同样指出了数据库的几个问题。他说，关于量化，我们也许非专业，数据也有被庸俗化的可能，且首先也许一些基本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在中国，这一层面我们有时很难得到一些基本事实的认识；在政府管理的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问题和界定，自己的研究今后会在这个层面做一些努力。

第四，多面向、多纬度的开放性道教研究，即如何认识道教与社会学、文学以及人类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台湾师范大学谢聪辉教授则提出了非常新颖的概念：“道教+”。“+”表明的不仅是正向的能量，而且是开放的、可交流的、可以让别人容易进入的、影响更大的道教。南京大学杨德睿教授深刻地指出了道教研究与其他相关领域关系中潜藏的问题。他说，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也许没有和我们有很多的交流，因为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太过强大，设定了太高的门槛，其他很多人都进不来。我与很多研究民族学的人交流，他们关注的问题是：这群人怎么活。这些学者所做的研究，可以很抱歉地说，都跟道藏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这样的怎么办？有的学者跟我说自己想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却发现所研究的问题根本不够用；有的说他们在道教学院中觉得最有用的一门课是宗教心理学，而宗教心理学的内容又基本来自西方基督教。那么，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圆桌会议结束后，进行了此次论坛的闭幕式。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柏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刘迅教授、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以及与会全体学者和道教界代表参加了闭幕式。

闭幕式首先邀请姚新中教授致辞。姚教授说，自己在英国教授中国宗教（Chinese religion）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应该将这个词翻译成单数还是复数的问题，最后决定用单数，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研究中国宗教时能从儒释道、地方、民间宗教整体的视角来整合。道教研究在世界宗教中是相对比较薄弱的，真正称得上道教学者的可能不过百人，且有很多对道教的理解还是很模糊。纯文本的研究当然有意义，但为了弘扬道教，我们必须结合现实。

柏夷教授致辞中表达了对这次会议的尊敬和佩服之情。他谈到了“道教文化圈”的问题时表示同意土屋昌明教授的观点。他说，道教的影响在美国的影响已经开始，意识学就是从中国道教生发而来，因而，道教的影响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狭窄，我们的生活和历史不但是道教所展现的，很多方面都是道教所塑造、所形成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说道教不仅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我们要好好学习它、保护它！

闭幕式最后，何建明教授对支持这次论坛的学者和机构表示了感谢。何教授特别感谢了刘迅教授和没能与会的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还特别感谢几位从教学工作中抽身来参加会议的日本学者！

在与会学者的掌声中，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道长宣布此次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