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关道教的渊源及其产生情况之说法，长期以来有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之嫌。如民国时期许地山编《道教史》，仅以道家思想、神仙信仰、巫觋杂术为“道教前史”之内容2153252，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也大致如此，其虽在《道教之形成》一章中设有“于吉太平道及张角”“张陵天师道及孙恩”两节，但并未明言“道教”究竟产生于何时，且其《外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一章所举日本学者妻木直良关于道教“草创”时期之“神道时代”“杂起时代”“天师道时代”的说法，以及常盘大定有关道教“开教时代”起于后汉张道陵等说法，2153253更令人对道教的产生时代不知所从。目前国内两部比较权威的《中国道教史》，俱对道教的主要来源（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有专门叙述，然多属分割式的列举而缺少内联性的讨论﹔至于道教的产生时间，卿希泰主编版似多强调道教经典推崇的蜀中张陵创立五斗米道说，2153254任继愈主编版则先述太平道而后谈五斗米道，并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而以为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汉中张修而非蜀中张陵，张鲁在“袭杀”张修后方获得该教团的领导权。2153255台湾萧登福著《周秦两汉早期道教》更跳出有关“三张”的争论，以为从神仙信仰、修炼方法、祭坛科仪、组织教众等方面看，“道教不始于张道陵”，并撷取各种史料“论述张道陵前中国道教发展情形”。2153256可以说，有关道教的渊源及其产生情况，至今仍是学界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虽然一些论著曾不同程度地涉及过上述问题2153257，但皆未能彻底说明张陵之前数百年间（尤其是两汉时期）与道教有关的情况。近期姜生教授出版的《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一书，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撰文如下，略作述评。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炼形之宫”：汉墓的时空、神祇和仙谱》，下篇题为《“太阴炼形”：汉鬼的尸解成仙仪轨》。上篇考察汉墓的形制和内容，认为其并非仅是通常所谓“埋葬死人”之所，而是还具有“宗教时空”的属性和“生命转换器”的功能，亦即后世道教所谓“炼形之宫”，属于一种“信仰与仪式”的架设﹔同时，还据汉墓中的一些画像和器物，考察、梳理了汉代存在的各种神祇和神仙谱系。下篇则依据汉代的一些帛画、壁画、画像石和棺椁等，考察其中反映出的汉代“道者”信奉和实践之尸解仙术、炼度科仪、升仙仪轨，认为他们相信死后之“鬼”可在墓中经过“太阴炼形”而得道成仙。上下篇各有三章，分别题为：《汉墓时空考》、《汉代神祇考》、《汉代仙谱考》与《“阴阳不死”：西汉“道者”的尸解仙术》、《神药与天厨：汉墓的炼度科仪》、《受道书朝西王母：汉画孔子拜老子所见的升仙仪轨》。这六章约50万字的篇幅，多是围绕具体的材料和问题来进行讨论，如上篇第一章《汉墓时空考》中有《汉墓仙界时空之构设》、《界定者：汉墓画像石边饰寓意》两节，节下分别列有“六博图与汉墓之仙境化”、“‘穿胸国’‘羽民国’和‘轩辕之国’画像标示的不死世界”、“墓室：‘炼形之宫’”以及“边饰：空间属性的界定者”、“斜线纹、菱形纹、铜钱纹：土、石、泉之象”、“枵与柏：冥府的代表”、“鱼与柏和首辅的组合纹饰”、“‘垂帐纹’：宫府空间的表现形式”等问题﹔下篇第四章《“阴阳不死”：西汉“道者”的尸解仙术》则围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棺椁来进行讨论，有《帛画所见汉初“道者”的尸解成仙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四重棺所示死后变仙程序》诸节，节下列有“服神药：蓬莱仙岛，海神献药”、“登昆仑：受道书，饮玉浆”、“上九天：朝帝于灵门”、“变形而仙：人面蛇身”，以及“锦饰内棺（L1）：九泉冥界，归土为鬼”、“朱地绘彩棺（L2）：昆仑，‘登之不死’而仙”、“黑地绘彩棺（L3）：九天，‘登之乃神’为‘真人’”、“黑漆素棺（L4）：‘大道’，‘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等问题。也正是基于对具体材料和问题的分析与讨论，作者得出了一系列关于汉代宗教信仰及其影响的理论性认识，而这些认识则多表现于“绪论”与“结论”之中，如“绪论”《汉帝国的信仰结构》认为：“汉鬼”乃是汉墓的“精神实体”，“尸解”则是战国两汉的“信仰内核”，关心人类终极意义的黄老、仙鬼信仰与专注人间伦常的儒家学说“两者为论证汉家圣统，为汉世开出了一个连接‘彼岸'与‘此岸'的完美世界，而统一于人生始终之圆”2153258。“结论”《汉传统的形成》则指出：上述信仰结构“内在塑造了支撑汉帝国或汉文明的意义系统”，而这一具有道德价值性和生命超越性的意义系统则“缔造了汉人的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2153259。

该书涉及的范围颇广、讨论的问题很多，不过却始终未曾脱离“两汉宗教”这一主线。笔者认为，此书对于学界认识两汉时期的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是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有关汉墓的图像资料。该书不仅引用了先秦至魏晋的大量历史文献，而且运用近年考古成果及作者调查资料，在书中列举了二百七十余幅与汉墓相关的图片，用以说明两汉时期中国古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信仰。这些有关汉墓的图像资料，不仅对于认识汉代的“死后世界”有着很大帮助，而且对于了解汉代的思想文化具有巨大价值。对于这些材料的价值，姜生教授有着明确的自觉，如其在《绪论》中认为“墓葬具有一次性保存时代文献的特点”，呼吁“充分认识汉画作为图像文献的可靠性”，声称：“汉画作为汉时代思想、信仰最直接的承载者，绝大多数可谓未经此后时代任何形式改易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高度的准确性。”2153260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两汉时期（尤其是西汉）的道教活动缺乏具体而清晰的认识，相关研究裹足不前、无力突破，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新的研究资料。而姜生此书系统地披露的大量墓葬材料，无疑也可成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对象，进而推动有关汉代道教的研究。

二是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精深的解读，尤其是结合道教经典来“以经解画，以画证经”。众所周知，相同的材料可能反映不同的历史，因为史料不仅有着真伪之分，且其表象与实质可能存在着差异﹔所以，研究者需要对史料进行审慎的考证和深入的解读。同样，不同的读者对于相同的材料之理解，也可能由于其知识结构、所处环境等因素而发生差异。事实上，对于与汉代墓葬有关的不少画像，以往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但多属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史、神话学的解读。姜著的特点，则是从宗教学的角度去进行理解，如其《绪论》声称“墓葬皆宗教”乃是“本书的基本立场”，并说：

作为人生之归宿，墓葬凝结着人类的终极梦想……尽管墓葬中某些器物或形式取自世俗或看似世俗，然而实质上，通过入葬仪式，它们已被赋予新的功能属性，变成了死后世界象征系统的符号……因此可以说，古人用木石、泥土和火的力量，结合起来，在有限的墓室空间里，简洁而庄严地表达的是他们共同的梦想，是他们关于死后世界的信仰。2153261

也正是以此为切入口，姜著发现了汉墓材料与以往学者所言不同的意义，亦即其中包含有大量与汉代“道者”信仰、行为有关的信息。同时，姜著又并非纯粹以预设的“立场”来主观地解释各种墓葬材料，而是能够结合早期道教的经典来“以经解画，以画证经”，如其关于汉墓是“炼形之宫”的讨论，即是结合东汉道经《老子想尔注》“太阴道积，练（炼）形之宫也”的观念来进行，而关于死者在墓中的“太阴炼形”过程，则是结合东晋道经《真诰•运象篇》“真人炼形于太阴，易貌于三官”的观念来展开。2153262这种“经画互诠”的做法，不仅为其关于汉墓内容的解释提供了有力根据，而且为早期道经的一些晦涩言论找到了鲜活例证，其结果，是使我们对于张陵以前与道教有关的情况有了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识。

三是作者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判断，有益于学界对于汉代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认识。例如，第一章有关汉墓画像石边框纹饰（如斜线纹、菱形纹、铜钱纹、鱼纹、柏树纹等）乃属汉墓之“宗教时空”界定者的讨论，实有益于我们对于汉墓形制和内容的认识。第二章有关汉画中西王母之组合神（子路、风伯、东王宫）、太上老君之“真形”（鸟喙）以及“四首怪物”容成公、“牛首罗縆”神农氏（炎帝）等的讨论，则有益于我们对当时流行之神祇观念的了解，以及对后世道经相关描述的理解。第六章有关汉画“孔子拜老子”的讨论，则不仅有助于理解老子在汉代的崇高地位，而且有益于认识当时谶纬神学的发展状况。诸如此类的讨论还有很多，恕不在此逐一赘列。这种基于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做法，与目前国内流行的“大题小作”空洞学风迥然不同，颇为值得提倡。

综观《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一书，虽然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但其目的却正如作者在《绪论》所言，是为了填补两汉宗教史认知上的三百年（主要是西汉后期至东汉后期）“中空”局面2153263。其对这段历史的基本看法，亦在《绪论》中有所概括，如言：

汉初“道者”主导的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的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两三百年间，作为新价值观之“纲”的儒家经学及与之相配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信仰结构日益向神圣化、信仰化演进，到西汉后期谶纬神学成为儒学融摄百家的新发展形式﹔汉代的宗教、汉人所崇的神系、仙系与仪式体系逐渐形成，日趋繁复，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的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此阶段的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西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生机盎然的儒生文化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东汉后期思想和信仰领域发生巨变，儒生梦想破灭，“党锢之祸”两度而起，同时面临佛教信仰之“征服”改造，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的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现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的大神。新黄老道明显崇道黜儒，变其信仰结构，革其修仙路径。由此，战国以来盛行的尸解仙术地位开始下降，寻求即身成仙、白日升天的仙道逐渐兴起，而以“张道陵”为其代表。儒生积极入世、今生忠孝节义、死后崇高升仙的有为宗教价值观迅速衰变……2153264

这里，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的“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阶段，在中国道教史研究领域可谓是一种新说。尤其是，这个阶段中的很多具体情况，如“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的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等等，未曾见有关“中国道教史”的作品论及，更可彰显姜著对于两汉宗教史“中空”局面的填补之功。面对这段似曾“消失”的信仰历史，我们应该肯定姜著努力“还原”的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段“消失”的历史所隐含的，很可能就是后世道教之“前身”2153265。

总之，作为一部研究汉代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作品，《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资料，而且对其进行了精深的分析解读，可谓是一部填补空白的高水平论著。作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有益于我们对汉代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的认识，尤其是对早期道教发展状况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进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