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当时高等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材是从苏联引进的，权威教材是斯大林主持的、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1954年8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339147和1952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时在中国大学讲授经济学时，通常只讲政治经济学，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讲到西方经济学（当时称作“当代外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一是在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中，因为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作史和发展史，不能不讲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能不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这种从历史（实际上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西方经济学，是为了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流，或者是为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理论为原则或标准来评判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把相关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或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或批判的靶子来讲，一般不从正面介绍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某个流派和某种理论，更谈不上系统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樊弘、严仁赓、巫宝三、罗志如、胡代光、高鸿业、范家骧、孙世铮、黄范章等先生编写的《凯恩斯主义》2339148《垄断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4本专题小册子2339149，1964年出版了季陶达主编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5年出版了王亚南主编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人民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了鲁友章和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上册）。除此之外，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和出版界没有组织编写和出版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或参考资料；除了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翻译出版了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上下册以外，也没有完整地翻译、出版过西方学者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更谈不上出版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高校财经类各专业，既没有西方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也没有中国学者编写、引进、翻译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叫作“商品经济”）及其理论视作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加以排斥；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性，我们把西方学者（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外）提出的经济学说统统定性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一律归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门下。这就使得在改革开放前30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只有遭排斥、遭批判和被全盘否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