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农史分期法把人类社会的农业发展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近现代农业三种依次演进的农业历史形态。生产工具以石质或木质为主，广泛使用砍伐工具，刀耕火种，实行撂荒耕作制，这是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其典型形态是铁犁牛耕。近现代农业则是用机械化设备和近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实行社会化生产的农业。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开始于距今1万年左右，延续至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即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我国逐步跨入文明时代，形成奴隶制国家，原始农业也让位于传统农业。从那时到清代，我国传统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1）第一阶段：虞、夏、商、西周、春秋。这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工具在农业生产上获得日益广泛的使用，但木质耒耜仍是主要耕播工具。普遍实行以两人为一组简单协作的“耦耕”。休闲制已逐步取代撂（音liào）荒制。黄河流域在开发低平地区的过程中创造了沟洫农田，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垄作、条播、中耕，包含着精耕细作技术的萌芽。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构成我国上古农业与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种植业占主导地位，黄河流域主要作物为粟黍；专业园圃出现；农田开发仍呈斑点状；畜牧和“虞衡”在农业中占较大比重；游牧半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华夷杂处”。黄河流域农业最为先进，但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农业也颇发达。

（2）第二阶段：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流域是这一时期全国经济重心所在。这一时期传统农具从质料、形制到使用的动力均有很大进步。铁犁牛耕在黄河流域获得推广，金属农具取代了木石耕具；旱地精耕细作农具基本配套。耧车、风车、石转磨、水碓等重大创造相继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连种制代替休闲制成为主要种植制度，轮作倒茬方式丰富多彩。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出现了代田法和区田法等特殊抗旱丰产栽培法。施肥改土开始受到重视。我国传统品种选育技术基本形成。农业生物之间相生相克关系得到巧妙利用。总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已经成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有全方位的发展。北方骑马民族崛起，农牧分区格局形成。战国以后，南方农业处于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状态，与黄河流域拉开了差距，这种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改变，南方农业酝酿着新的跃进。

我国古代的农家学派和农书均始见于战国时代。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中，有《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对先秦时代（主要是战国以前）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光辉的总结，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学的奠基之作。汉代，农书中最重要的是《氾（音Fán）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书均已散佚，现在只有后人的辑佚本。6世纪贾思勰（音xié）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的综合性农书。其内容包括粮食、油料、染料、饲料、蔬菜、果树、林木的种植，蚕桑、畜牧、养鱼和农副产品的加工贮存，以及烹调，等等。作者广泛收集了历史文献和农谚中的有关资料，向老农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请教，并以自己的观察和试验来检验前人和今人的经验和结论，对两汉以来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了最为系统而精彩的总结，标志着我国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此后1000多年，我国北方旱作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越它所指出的方向和范围，其中许多科学原理至今仍然有效。

（3）第三阶段：隋、唐、宋、辽、金、元。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现象是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传统农具又获得辉煌的发展。“灌钢”技术的流行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犁臻于完善。与南方水田农业发展有关的灌溉农具有突出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南方人口不断增加，农田水利蓬勃发展，掀起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浪潮，圩田、涂田、沙田、架田、梯田等土地利用形式获得推广。育秧移栽在南方水田栽培中得到普及。耕—耙—耖—耘—耥的水田耕作体系形成。江南地区出现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人们更加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农作物品种，尤其水稻品种更加丰富。总之，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取代了火耕水耨，作物构成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稻麦上升为最主要粮食作物，取代了粟的传统地位；苎麻地位上升，棉花传入长江流域；油料作物增多，种蔗和植茶成为重要生产项目。唐初官营养马业臻于极盛，中唐后中原大牲畜饲养业渐趋衰落。

这一时期农书显著增多，已知农书数量几乎是前代农书总和的一倍。许多农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时期农业科技的最新成就。南宋陈旉于1149年写成的《农书》，是总结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新经验的一本地区性农书。其中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和各类土地合理利用的精辟论述，标志着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书中提出“盗天地之时利”、“地力常新壮”等命题，在传统农学的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元初司农司主持编纂的《农桑辑要》（1273年），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其体例完备，行文严谨，内容切实，农桑并重。书中主要引录前人的著述，其中多为现已失传的书，并“新添”了若干新作物和新技术。虽然本书以介绍北方农业生产知识为主，但注意南北农业文化的交流，提倡棉花、苎麻、柑橘、甘蔗等南方植物向北方传播，思想活跃先进。稍后王祯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写成的《农书》，第一次囊括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的生产技术，并做了比较，系统全面，源流清晰。尤其是全书用2/3的篇幅介绍260种农器（主要是农机具，也包括部分农产品加工工具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设施），每种农器有图有文，并配以诗歌，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全的农器图谱。专业性农书也很多，如唐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李石的《司牧安骥集》、宋秦观的《蚕书》、赞宁的《笋谱》、陈翥的《桐谱》、蔡襄的《荔枝谱》、韩直彦的《橘录》、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农书。

（4）第四阶段：明清。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继续发展，但也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口的增长。我国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始自宋代，而延续于明代。清康熙末年恢复到明代盛世人口1.2亿的水平，乾隆末年人口猛增到3亿，至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已突破4亿大关。人口空前增长的物质基础，是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空前稳定等因素所促成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导致了全国性的耕地紧缺，以致在粮食单产和总产增长的同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民食问题，人们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内地荒僻山区、沿江沿海滩涂、边疆传统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成为主要垦殖对象。传统农区面貌和农牧分区格局因而发生了重要变化。耕地面积有较大增加，但也造成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旱灾害。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作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精耕细作农艺继续发展，多熟种植有较大扩展，以“粪大力勤”为特点的技术体系更加强化。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出现了“立体农业”的雏形。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

明清是我国农书创作繁荣、成果丰硕的时代。据《中国农学书录》统计，我国历代农书共541种，其中属明清时代的有329种，相当于前代农书总和的一倍半。最近有人新查出明清农书近500种，合计约830种，为前代所不可比拟。这些农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乏高水平的佳作。这是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一种标志。在全国性综合性农书中，最重要的是明代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刊刻于1639年）。全书70余万言，分农本、田制、农事（以屯垦为中心）、水利、农器、树艺（谷物、园艺）、蚕桑、蚕桑广类（棉、麻、葛等）、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农副产品加工）、荒政等十二门，内容比前代农书大为拓宽。它有鉴别地收集了历代农书和农业文献的精华，补充了屯垦、水利、荒政等前代农书的缺欠，总结了宋、元以来在棉花、甘薯引种栽培等方面的新鲜经验，又第一次把“数象之学”应用于农业研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和实地观察，正确指出了蝗虫的滋生场所，还收录了反映近世西方科技成果的《泰西水法》，堪称我国农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成书于1742年的《授时通考》是清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汇集和保全了丰富的资料，但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在为数众多的综合性地方农书中，最著名的有浙江的《沈氏农书》和《补农书》，四川的《三农记》，山东的《农圃便览》、《农桑经》，山西的《马首农言》，陕西的《农言著实》、《豳风广义》等，不少是出于经营地主实录性的经验总结。专业性农书亦大量涌现，蚕桑类、畜牧兽医类专著尤多，园艺、花卉、种茶、养鱼的农书也不少，种菌、养蜂、放养柞蚕等均有专书。还有专门论述新兴作物（如《烟草谱》、《木棉谱》、《金薯传习录》）和推广双季稻（《江南催耕课稻篇》）的。人们总结抗灾救荒的经验，又撰写了一批关于防治蝗虫和记述救荒植物的专书。还有一些农书着重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把传统农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我国当时仍缺乏显微镜一类科学观察实验手段，难以探索农业生物内部的奥秘，使之成为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妨碍我国农学以后的进一步发展。

综观我国古代农书，在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深刻、流传广泛久远等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欧。这些农书，是祖国农业遗产中可以稽查的主要部分，也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依据。

我国传统农业虽然有过光辉的历史，但自清代前期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以后，已逐渐显露危机，虽仍在前行，却已步履维艰。人口继续增长，可供开垦的耕地已经所剩无几，人地矛盾相当突出。在封建制度压迫（鸦片战争后又加上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农民生活困苦，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难以改进，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呈下降趋势。传统农学也始终没有突破直观经验加哲理性原则的框架，与西方近代农学相比在许多方面已显得落伍。鸦片战争后，中国特产丝、茶一度独占国际市场，但不久即被采用新法生产丝、茶的意、法、日、印、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产品所排斥。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失利暴露了中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弱点，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危机的一部分的农业危机已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19世纪末，以上海务农会的成立和《农学报》的创办为起点，一批官绅、知识分子和实业界人士发出振兴农业的呼吁，并纷纷翻译书报，延聘外国农师，派遣留学生，学习和介绍西方近代农业科学，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在各地亦相继成立，引进良种和西方机具，并采用新法从事各项试验。晚清的这一兴农活动，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的起步。这一时期由上海江南农总会编辑的、收录171种农学译著的《农学丛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农学与传统农学的交汇。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直到现在，我国仍处于从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过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