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百年的西方现代性发育的历史表明，斯密通过“同情或怜悯”试图解决社会贫富分化的设想是行不通的。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的性质，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这种不合理的社会财富效应应当得到纠正，表面上的“同情和怜悯”只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利己与利他矛盾的最终解决，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当代唤醒，有助于西方经济学从较为狭隘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资本逻辑的窠臼中走出来。随着当代人类生存世界的不断融合，只追求你输我赢、一家通吃的零和竞争思维受到挑战和质疑。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深刻地提出了对市场经济人性论预设研究的整体性和圆融性诉求，市场需要一种健康、高尚人性哲学的伦理提升，呼唤更高层次的人性论预设的出现。几百年前，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对良知范畴人性论预设做出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正是有了儒家良知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才会从古代的儒商精神走向今天诚信地经营和有德性地做人相结合。正确比较两对范畴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差异，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原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