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表达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后果：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从这一生命政治的结果去追溯《资本论》与生命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会发现：这种规训是通过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两种方式实现的，从而造成了对现代社会中雇佣工人这一生命基质的剥夺。生命政治与劳动力概念密不可分。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技术在《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词发端于福柯对“生命权力”（bio-power）的研究，意味着掌控生命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生命的统治以资本权力对劳动力（实指生命）的支配与规训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惩罚，内在地蕴含着福柯所指认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即生命政治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自然生命赤裸裸的控制和奴役，而是以资本为中介来实现对雇佣工人的规训和惩罚，这是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变。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现实场域主要是企业工厂体系，而它的理论场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